《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记载：“赤乌四年(241年)一月，襄阳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晋书》中多次记载春秋时节天反常甚至降雪的情况。
如，“武帝秦始七年(271年)五月雪。”“武帝咸宁二年(277年)八月暴寒且冰，河间暴风雪，寒冰，五郡国陨雪伤谷。”“武帝太康九年(288年)夏四月，陇西陨霜伤麦。”“武帝太康十年(289年)夏四月，八郡国陨霜。”有学者推算，当时的气温比现在低2℃－4℃。中原地区尚且如此，北方的天气更加恶劣。
《十六国春秋》记载：“前燕慕容暐十四年(374年)，八月天降暴雨雪，雪深三尺，大寒，旅作役者冻死数人，士卒饥冻死者万余人。”当时慕容氏活动地区主要在冀南豫北一带，这段材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寒冷。由于天寒地冻，大量牧草、牲畜都被冻死，住在草原的游牧民族无法生活，只好向黄河流域迁徙。
从汉末到魏晋，北方南迁的民族人数很多，达到数百万人。关中地区（今陕西）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占了一半左右。
少数民族内迁后主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及河北、辽宁南部的广大地区。怎样看待这么多的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呢？从经济发展上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就要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适应农耕生活，加速他们的汉化。汉人在与少数民族接触中，也可以向他们学习，各民族杂居，互相取长补短，有利于民族融合，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作为国家统治者，应该利用民族混杂的实际状况，推行有利于民族交往的政策，这样做，有益于民族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
然而，西晋接连不断的内乱已使统治者丧失了处理内迁民族问题的自信心，他们害怕少数民族内迁威胁他们的统治，所以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态度是坚决拒绝，而且要把他们赶出去。早在西晋灭东吴（280年）之后，大臣郭钦就向晋武帝上书，提出要解决少数民族内迁问题，说：“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郭钦的上书，杀气腾腾，把少数民族视为洪水猛兽。郭钦的建议虽然符合当时朝廷的意愿，但真正实施可就困难了。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迁到内地的，人数众多，分散各地，与汉族杂处，不可能将他们再迁回。
由于西晋zf不能善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他们不断起义，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比如匈奴人郝散、郝度元，氐人齐万年等都是带领少数民族起义的首领。
而晋王室内部由于爆发八王之乱，兵力分散，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没有取得成功，民族矛盾越发尖锐。元康九年（299年），大臣江统写《徙戎论》，上书朝廷，再次呼吁朝廷把少数民族迁回故地。文章对少数民族持有强烈的偏见，竟然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还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称戎狄是“人面兽心”，建议摒除胡人，“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基拓迹，谋及子孙者也”。
江统的主张和郭钦一样，代表了西晋朝廷中那些思想顽固的汉人官僚，他们自我膨胀，盲目自尊，用鄙视的态度看待少数民族，其实表现了他们内心很虚弱，很不自信。历史证明，西晋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歧视、排斥的态度，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使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激化，后果极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