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战争打起来都未建立统一的战争领导机构。再看在海军的指挥系统上，日本在战前迅速撤换了主张守势的海军军令部长，改由激烈主战的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主任。此人的战略目标十分清楚，即集中日本海军的全部力量，通过与中国海军决战来消灭中国海军的主力，一举夺取东海的制海权。
而在中国，李鸿章表面上是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在他上面还有个“总理海军事务王大臣”，即李鸿章并不是“海军部”的最高和最终的决策人，充其量只能算权力枢纽中的“边缘角色”。
还有，李鸿章虽然“会办”海军事务，可以称之为战争的前敌指挥官，但他又不过是一个“地方性”的长官。他以直隶总督的身份来过问外交、洋务和海军等事务，都不过是清廷赋予的若干“临时兼差”而已。
每一种事务对于他来说，都是“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如此，他就不能调动“北洋战区”内的陆军部队。以至于当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前后，他深知“荣、威之间百余里，山谷丛杂可设法截伏”，但他须层层奏报朝廷才能让山东巡抚李秉衡出兵；同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所能管辖的，仅为各艘军舰及舰队官兵。其余为战事所需要的后勤支援、弹药军械的供给、军舰燃煤的调用乃至作战时需要统一使用的旅顺鱼雷营皆无权调用。靠这样颇具中国特色人事关系来进行战争决策和指挥战争，未开打就先输一着。
这和日本的举国一致、将士用命的一元化垂直管理体制相比，其决策和指挥效率是可想而知的了。无怪乎英国人泰莱在甲午战争后这样评价：甲午之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这应该是说到中日两国战争表现的本质上了。李鸿章也自言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捕倭人全国之师”。处于衰败垂死状态下的清朝zf，在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的运作上，早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山寨的舰队
一个买来的军事现代化
是脆弱的和不堪一击的
:北洋舰队到1888年这支舰队正式成军时，开局就达到了它的巅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然而，表面优势下的种种先天性不足，早已深藏于其辉煌的镜像之中。
第一，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几乎是“买出来的”。在中国并没有强大而配套的近代工业体系来支撑造船工业时，转向西方购买军舰，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战前发生长崎事件的契因之一，便是李鸿章让丁汝昌率舰到人家长崎的船坞去维修自己的军舰———没有本国大工业这个母体滋养的舰队，犹如不能“断奶”的婴儿，而不能断奶的婴儿是永远长不大的。同样，不能割断与制造国之间“脐带”的舰队，也是不能运行自如的。
第二，海军是高科技兵种，是海洋文明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的产物，是同时代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充满海洋文明特征的果实嫁接到中国典型农业文明的枝杆上，到底效果如何呢？首先，几千年来浸饮于“经史子集”这一文化氛围里的中国人，对那些闻所未闻的“电学算学化学技术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吸收消化，需要一个过程。以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异，要用“八股文风”来翻译西方的技术专门术语，实在是大大增加了“科技转移”的难度。在对待西方的自然科学的态度上，国人的普遍心理是:无事则为奇技饮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为变怪鬼神，以为不能学。这种近代自然科学心理上的本能排斥，则更是大大延缓了这一吸收消化的过程。乃至于李鸿章亦十分担忧，他说：“铁舰为西国专门名家之学，其机件之繁重，理法之精深，行陈之变化”——我们肤浅地学几下就真正能掌握并经受得起考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