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高仙芝进入潼关的那一刻，帐下监军宦官边令诚已悄悄离开潼关，向长安狂奔而去。见到玄宗后，他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
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
若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做法并没有错，可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实属罪无可赦，命边令诚立刻前往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地斩首!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高仙芝的悲剧就已经注定。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饮日久的玄宗君臣和帝国军民，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
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结论】个人命运与组织命运紧紧相连，覆巢之下无完卵。高仙芝第一次战败时，组织还很强大，可以为个人失误买单。第二次战败时，组织岌岌可危，个人就不得不为组织的失误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