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有三条材料可以说明。
第一条，前引曹操曾对太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这可能是曹操通过对司马懿的观察，感觉来者不善，心存疑虑，又做了一个“三马同食一槽”的梦，进而产生不祥之兆，故说此话。
第二条，《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说：（魏明）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懿）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司马懿是朝廷重臣，但能否忠于魏室（社稷）还不太清楚。陈矫见司马懿权势不断增大，对其发展前景有些担心。
第三条，《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载老臣高堂隆临终前口占疏文说：“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高堂隆所说鹰扬之臣也显然系指司马懿。
司马懿萌生取代曹魏之心，是在魏明帝曹睿死后，他和曹魏宗室曹爽共同辅政时期。曹爽是一个既愚蠢又贪心的家伙，他排挤司马懿，司马懿借机归家“养病”，暗中准备，拉拢檔羽，训练军队。到249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掌控了曹魏大权，但是反司马的力量依然很强，司马懿和他的儿子为掌控大权，与反对派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争斗，但不管怎样说，曹魏历史进入了司马氏时代。
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将曹魏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过，曹魏势力是不会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的。从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到265年西晋建立，16年中，反抗司马氏专权的事件从未停止过。从外部看，曾爆发过三次以对抗司马氏为目标的淮南之叛：251年王凌之叛；255年毌丘俭之叛；258年诸葛诞之叛。从内部讲，仅皇帝发动的反司马事件就有两次。第一次是254年，小曹芳密谋袭杀司马师；第二次是260年，魏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马昭的专横，向几个大臣诉苦水，历数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并且亲自披挂上阵，企图杀掉司马昭。曹魏势力对抗司马氏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他们的图谋均被粉碎，曹芳被废，曹髦被杀，曹魏集团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为有效地震慑反对派，司马师还对士人群体实行高压政治，顺者昌，逆者亡，著名的文人团体--竹林七贤，在司马氏的威慑下，分化瓦解，有的投靠了司马氏，有的继续与司马氏持对抗态度，著名士人嵇康竟被司马昭杀掉。
司马懿父子对政敌毫不手软，击败了曹魏集团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到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迫使魏帝曹奂下台，取代曹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司马氏家族夺取曹魏政权从根本上讲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比较而言，司马懿是凭借军功登上高位的，在曹魏政权中属于“事功派”；而曹爽集团，是由曹魏宗室及贵戚子弟组成，不务实，尚空谈，可称“浮华派”。事功派的司马懿能够最终取胜，反映了司马氏集团在政治谋略、政治斗争经验方面远远强于曹爽集团。
不过，在这场残酷的政治博弈中，也暴露出司马氏奸诈、残忍的一面。比如他对曹爽集团成员“夷三族”，许多无辜之人也惨遭杀害。受到牵连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包括已出嫁多年的女子，全部连坐处死。为使士人就范，他们软硬兼施，在利益和死亡面前，士人集团分化瓦解，以竹林七贤为例，王戎、山涛不失时机地加入了司马氏集团，向秀则步他们后尘，顶着司马氏的嘲讽，违心加入。向秀入仕仅为保全性命，《晋书·向秀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可知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同样为保命的还有阮咸、刘伶。他们似乎看透了人生，既不是勇敢地参与政治，又不投靠司马氏，而是崇尚老庄，放达任性。终日我行我素，玩世不恭，常有惊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