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大哥是幸运的，那是历家包分配的最后一年，个人的命运又和时代紧紧得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努力奋斗，更需要顺应我们所处的时代，顺应时代的给予和剥夺。大哥被分配到省级的地质部门，按照俺爹俺娘的话说“有了铁饭碗！”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负责教你们语文，我叫张云芝，我今年刚毕业，和你们的哥哥姐姐年龄差不多，你们叫张老师也行，叫我姐姐也可以！”啊！我刚到学校问我问题的，原来是我们班主任。我心里疑惑，她为什么会注意我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我大哥的高中同学。就这样，在懵懂中，开启了我的初中生活。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乡里不同的村庄，有的距离学校近，有的距离学校非常远，还没有公路或者砖路，一到下雨天自行车就不能骑了，只能步行或请假。我们村由于挨着国道，从学校到村口这段还没问题，一下国道还得穿过大片的农田，走一段土路，遇到下雨天自行车只能扛着。我记得初一上学期一天，刚骑到村口大雨就瓢泼般下了起来，自行车没骑几下，前后就都塞满了泥，怎么蹬也蹬不动，一下摔在了路上，满身的泥，我坐着哭起来，前后无人，那种无助、委屈我仍记忆犹新。没办法，只能扛着走，但走了一段实在扛不动了，我就找了个小树棍，一边抠着前后自行车的泥，一边推着走，平常十来分钟的路程，那天整整走了一个小时，走走停停，雨水混着泪水苦涩的流进嘴里，那种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家时，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正在屋顶吃力的用塑料布苫盖漏雨的屋顶，也已经全身湿透，“三儿，没事吧，赶紧洗洗吧！”看到母亲的那一刹那，我的委屈一扫而光，她何曾不想去村口接淋雨的儿子，但家里已经漏的不成样子，还得指望她处理，一句“没事吧”，包含了她对儿子的担心和歉疚。我说：“没事，娘。我帮你吧！”母亲说：“不用了，快好了，赶紧洗洗去吧，锅里还热着馒头，你先吃点饭。”每当遇到下雨的天气，我总是时不时的想起那天的场景，也许困苦能激励我们去改变本属于自己的命运！
没过几天，来自不同的村庄的同学就都熟悉了，我的同桌是来自龙观村的，叫张立龙，新书包、新文具，还有汽车玩具。
那时候，改革春风已经吹向了农村，脑子活的农民已经开始做各种生意，各种皮包公司应运而生。我们村很多人都“跑业务”，说白了，就是拿着一个皮包，假装某个国营大厂的业务员，去跑订单，回来后，由小作坊生产，从中赚取差价。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人都跑电器方面的，所以俗称叫“跑电料”。一个绝缘杆能有十几倍的差价，利润非常客观。那个时候各个方面都还不正规，没有招投标，说白了就是疏通关系订你的货，一个“跑”字到道出了农民的智慧。
我的同桌，他家“跑卷子”，就是盗版书籍资料，那时他家有印刷机，由于比正版的便宜很多，在南方的很多小城市很有市场，他家也赚了不少钱，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发户”。张立龙不爱学习，整天就是玩，上课也不听讲，老师们也管不了他，他总是说：“读书好有什么用啊，看我老爹只有小学文化，不是照样挣钱吗？我上两年没准就不上了，做生意去呢。”那个时候，能不能赚到钱的评判标准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每一代人身上都有他们生活时代的烙印。我俩很合得来，总是一起玩儿，由于在入学时我成绩比较好，在加上班主任是我大哥的高中同学，张老师让我当班长，我上学晚一年，比同班同学大，大家都叫我“老班长”。
那个时候，在农村，初中生打架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受香港的古惑仔、赌神的录像带影响，很多学生开始抽烟，留长发，打架。离学校远的村的学生总是受欺负，现在想想，那就是现在所说的校园暴力吧。我的同桌张立龙也和那些学校的小混混混到了一起，总是逃课。有一天，张老师突击检查自习课，发现同桌不在，问我：“张立龙干什么去了？”我说：“可能去厕所了吧。”“说谎，是不是又逃课了。”为了讲义气，我没有说。后来，听张立龙自己讲，张老师在台球厅站到了他，用台球杆打他，把台球杆都打断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有一次，几个学校的小混混看我不顺眼，把我叫到厕所(那个时候，打架都是叫到厕所)，说：“早看你不顺眼了，学习好就厉害啊，听说你爱找老师告状，今天就教训教训你。”上来就要打我，幸好同桌及时赶来，说：”这是我哥们，我们拜过盟兄弟了(就类似桃园三结义那种)，欺负他就是欺负我。”那几个混混，也知道立龙的厉害，就没在纠缠我。立龙说：”老班长，要不我们找几个人真拜盟兄弟吧，那样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我说：”好啊！”我们俩找了几个不错的，约好周末去新建的火车站旁。那个时候，一到周末都是各个村的互相骑自行车互相找着玩，我们几个到京九线的一个小站玩，那个时候对于农村的小孩来说看火车是最高兴的事。京九线刚刚建成通车，我们去的那个小站离我们乡不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看见火车，在火车的见证下，几个孩子结成了同盟，当然在学校我们也都没挨过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