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父亲和二舅早早来到了贾科长的办公室，和二舅预料的一样，一切都很顺利，简单的谈了一下产品，由于二舅的回扣给的非常高，贾科长也很满意。就这样父亲的第一次跑业务非常成功，当然二舅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后来二舅又带父亲出去了几次，父亲摸着门道自己单干了。这也是农村宗族关系的一个特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挣了钱，会带动其他亲戚一起干。父亲那两年挣了钱，我家也买了拖拉机，盖了新房子，日子逐渐好起来了。而我也顺利的考上了县一中，离实现走出农村的梦想又进一步。
中考时我们班只有包括我之内的3个同学考上了县一中，有几个同学上了中专，其余大部分同学初中毕业就回村务农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大哥中考的年代，考中专还是第一选择，因为中专毕业国家给分配工作，上高中是第二选择。到了我中考的年代，由于国家不包分配，考高中上大学成了第一选择。
高中的学生一部分来自县里不同的乡，还有一部分是县城的。像我们来自乡里的孩子需要住宿，初入宿舍，我也有些吃惊，一间小小的屋子上下铺住20个人。不过，大家凑在一起还是很高兴的。“我叫王宇峰，十二里铺中学的”，“我叫尚文举，景合中学的”……大家七嘴八舌的做着自我介绍，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青春四射，活力无限的年纪，但我们谁又想到迎接我们的将是沉重的课业，青春将被无限制的压制，我们三年的高中生活只会有教室、宿舍两点一线。因为这是我们大部分人改写自己命运的机会，我们已经长大，自农村的孩子都经历过田地里劳作的辛苦，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每天早晨6点起床，6点30分上早自习，7点30分吃早餐，8点上课。所谓的早餐就是玉米粥、馒头和咸菜，宿舍里每天轮流由一名同学负责打饭，每当吃早餐，我总会想起农村喂猪的场景。有时候，大家会从家里带不同的下饭菜，有的带炸酱，有的带芝麻等等，大家一起分着吃，虽然苦，但大家有说有笑。中午饭是自己拿着饭盆去食堂打，一般几毛钱就能解决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时间太紧，大家都不回宿舍吃，就都蹲在操场吃或者找个砖头坐着吃，那场面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北京定居后，有时看到一些务工的农民兄弟蹲在地上吃饭，我总会想起我的高中生活。那时候除了少数县城的孩子，大部分农村孩子都起这样，所以大家也没觉着苦。
走过高一、高二，转眼到了高三，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这是你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何时搏”的标语随处可见。大家连走路都加快了步伐。我们宿舍一个同学叫张华，晚上睡着了做梦都大段的背着英语，这就是高三备考的写照。那时我们生活中只有学习和老师的“怒吼”。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场非典打破了我们备考的节奏，学校宣布“全体放假”，回家备考。那个时候板蓝根都已卖的脱销，人人谈非典色变，人人处在恐慌中。没办法，我们只好背起被褥，骑自行车回家备考。刚到村头，我就被村里执勤的人拦下来，那个时候以村为单位，在每个入村的路口有人把守，新回村的人必须在村外的帐篷生活三天，才能进村。我就这样在村外生活了三天，家里有人把饭送到村口。控制传播的源头是防控非典最有效的方法，但也让备考的我受了三天的煎熬。离高考还有两个多月，父母让我全心备考，地里的活也不让我干，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幸福的。随着非典疫情的逐渐减退，在高考前夕我们可以返校了。同学倍加珍惜这最后的复习时光，希望时间能够走的慢些。但随着高考的到来，这样两点一线的生活结束了。我们迎来了人生中改变命运最关键的一次考试。那个时候没有“旗开得胜”家长旗袍装、没有全家齐上阵的翘首以盼，没有高级宾馆和饭菜，甚至有的家长还不知道孩子高考的日子，他们还在田地里劳作，在工地上务工。我们中午考完，几个同学在考点的外面吃碗炒面，找个地方坐一会儿，简单休息一下，准备下午的考试，这就是我们当时高考的真实写照。有时孤军奋战更能激发斗志，因为心里无所依靠。两天的时间很短又很长，短的是答题的时间，长的是等待的时间。改变我们命运的高考就这样结束了，接着是漫长的等待出成绩的时间，很幸运，我的成绩刚好是一本线，上一个不错的二本没问题。填报志愿时老师说机械专业就业率还挺高的，可以报考。就业率是农村孩子填报志愿的最重要的参考之一，因为国家已经不包分配工作，就业率高意味着可以找到工作，我报考了一所工科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