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天盼着父亲能尽快回来，当时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父亲，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日子还是照常。一天，我和从小的玩伴老凯一起放学回家，一边走一起聊，他突然说：“三儿，我不想上学了。”这时我们已经快到村头了，正好有一片麦田，我俩就下车坐在田头聊起来。我说：“为什么啊？”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他诺有所思，说：“我想挣钱，反正我学习也不好，上学也是白上，还不如早点挣钱呢！”老凯家确实不富裕，应该说是贫穷，他们兄弟两个，哥哥还有些傻乎乎的，他的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村人，按照村里人的说法就是“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改革开放、新的思想、观念好像与他们绝缘，他们仍然是埋头苦干的种着那一亩三分地，是最朴实农民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农民，认命了，我想这才是最可怕的！我说：“你也想像你爹娘一样，整天土里刨食吗？一辈子忍受贫穷吗？”他说：“不，我想出去打工！”那个时候，很多农民走出农村去城里打工，主要是干体力活，扛水泥、搬砖之类的。我说：“你才十四岁，你能干啥啊？”他说：“咱们村很多小年轻不都去南方打工了吗？我已经想好了，出去打工。”我本想劝他几句，看他那么坚定，也就没在说什么。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聊未知的将来，回忆我们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很晚我们才回家，我没有想到是，那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第二天，老凯真的没来上学，放学回到家我扔下自行车就去他家找他，“婶子，老凯在家吗？”老凯的母亲一看是我说：“老凯和他小叔去南方打工了，今天早晨走的，他本想早晨去和你说一声，但走的太早了，就没去，让我告诉你一声，他回来再和你一起玩。”说完这话，我看他母亲也扭过头去，偷偷的抹着眼泪。作为母亲，谁愿意让自己年幼的孩子外出受苦受累，但没有办法，贫穷在推动我们努力向前奋斗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太多的心酸和无奈。这就是我曾经生活的农村现状，当城里的孩子已经开始享用肯德基、麦当劳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尝试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艰难前行，这就是命运的考验，这就是生活的磨砺！
过了几天，我晚上放学回家，一进家门发现父亲回来了，“三儿，看爹给你买了什么，新书包，还有好吃的！”我高兴极了，猜想父亲这一次一定是挣到钱。后来我了解到父亲和二舅这次去南方跑了个大业务，挣了不少钱。我唯一想不明白的是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父亲是如何和国营大厂的人谈的。在父母的聊天中，我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父亲和二舅坐了40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南方的某个城市，二舅有经验直接去找当地的电厂，电厂对电料的需求大。到了电厂人家一听是河北小厂来的，连大门都没让进，父亲和二舅没有放弃，连续几天都到大门口守着，时不时给看门的人递烟，临走时还给人家放下几盒烟，看门的人不知道是因为被感动，还是因为送的烟起了作用，对我父亲和二舅说：”你们明天下班来，我给你们指个人，如果能和他搭上关系，订货绝对不成问题。”我父亲和二舅千恩万谢，把包里所有的烟都给了他。第二天下班前很早就到了，看门的人说：“一会儿下班，你们看有一个个子高高的，带着眼镜，自行车擦的锃亮的，那是材料科贾科长，负责定货的。”一下班，看门的人直接把那个贾科长指给了父亲和二舅。一下班，贾科长刚出厂，父亲和二舅找到他，说：“贾科长，这是我们的工作证，我们是大北电器开关厂的，你们需要的电料我们都有，这是我们的材料，您看看吧！”所谓的大北电器开关厂不过是杜撰出来的，村里人出去跑电料各种名字都有，说白了都是皮包公司，那个时候资讯还不发达，真假也无从查起。贾科长说：“我们是历营大厂，怎么能用你们的产品。”我父亲一听心凉了半截，二舅没在意，继续说：“贾科长，虽然我们是北方小厂，但我们的质量过硬，很多电厂都用我们的产品。”贾科长极其不耐烦的说：“好吧好吧。”径直推着自行车离开了。二舅说：“有门。”父亲心里却犯嘀咕。二舅有经验，打听到了贾科长的家庭住址，登门拜访，贾科长看到父亲和二舅很惊讶，二舅直接把买的茶叶和烟酒塞给了她，说：“贾科长，这是一点小意思，请你笑纳！”他象征性的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说：“明天来我的办公室谈吧，我好好看看你们的产品。”二舅赶忙说：“好的，谢谢您！”回去的路上，二舅对父亲说：“我们为什么叫跑电料呢，说白了跑字最关键，就是建立关系、疏通关系、维持关系，靠什么呢，靠礼品，靠回扣，那些价值不菲的礼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做法违规，甚至是违法，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农村的农民只能通过这一条最便捷的路，获得订货单，这也与当时的监督机制和招投标机制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就是现在这种做法也时常存在，人性的贪婪也许不能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