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片段将神宗与整个体制的冲突表现得相当清楚。这个意欲“做快意事”的有志天子在他登上皇位之时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理想、宏图大志和实现手段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要想做“快意事”，必须抛开一切制衡和监督，获得乾纲独断的无上皇权。想获得这样的皇权，等于是要摧毁北宋建国以来形成的政治架构。
我们不能不惊异于神宗本人出色的权谋手腕。他所有的行动，在开始之初总是响应着当时最具呼声的“公意”。继位之初整个士大夫阶层中都充斥着改革变法的呼声时，神宗因势利导开始了变法。而主导变法的人选和路径，却选择的是争议最大，动作和阻力也最大的王安石。当世人的目光和争论还集中在王安石和变法具体措施之上，神宗已经不声不响的在台面下对原有体制进行解构。以变法为名义，在宰相王安石的“配合”之下，神宗一次次在程序上绕过原来无法绕过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最后，当决策和行政大权集中在神宗自己和王安石手上的时候，再借势逼王安石罢相，从而顺理成章的接收了所有最高决策和行政权力。同时，再借助当时士大夫风行的对官职体系“紊乱”的批评和对汉唐显得规整的制度的憧憬，顺着舆论趁热打铁一手策划了“元丰改制”，在恢复前朝（唐）规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义之下，彻底在制度上摧毁了仁宗时代定型的宰相对皇帝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分享和制衡，而将宰相机构变成君权完全的下属，从而在制度上将他从王安石手中接过的权力固定化。从此，神宗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
家居的王安石得到元丰改制消息的第一时间发出了惊讶的感叹：“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这一声叹息的背后，当是直到此时，他方才明白神宗真正的目的和手段。
既然原本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对于想要皇权独揽的神宗来说，一个团结昂扬分享权力、制衡皇权并且随时监督的士大夫阶层是他在权力道路上真正的敌人。
于是随着神宗的亲手操作，在“变法”的大旗之下，士大夫阶层被成功的撕裂成对立的两派，有研究者清楚的指出“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并非变法初期原有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原来坚持变法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是宋神宗通过近20年的变法培养了一个变法派官员集团，即新檔官员。新檔集团与新法共存亡，没有新法就没有新檔官员的官位。”其之所以产生和壮大，均依赖于神宗皇权的支持与庇护，因此与原来的士大夫集团相比，他们对于皇权的依附大大加强。而在扶植起新檔集团的同时，神宗对于选择反对新法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打击，虽然限于祖宗之法的束缚神宗的打击尚不算残酷，但产生的示范效应是明显的--顺从皇帝心意的，可以登上高位手握大权，反对皇帝意愿的，终将受到打压。在这个示范效应之下，士大夫阶层终于撕裂。而在以政见划分阵营的两派之上，是皇权借以摆脱监督和束缚，反过来对士大夫进行威逼利诱最终将之收服为权力附庸的政治趋向。
简言之，无论是号称“富国强兵”、“摧抑兼并”的熙丰变法，还是声明恢复前朝（唐）规整旧制的元丰改制，其最终的路径指向和背后的根本效果都是取消一切对皇权的制衡和监督，去除一切对皇权的直接运行造成“阻碍”的分权和反对的可能，最终造成神宗乾纲独断的政治格局。
神宗成功了，元丰改制之后，宰相机构已经成为皇权脚下唯唯诺诺的奉行者，只有一点残留的自尊还在维持着士大夫最终的底线；台谏也已对皇权噤口不言，转而变成皇权指哪就打向何处的权力打手；士大夫阶层按照政治立场分边站队的趋向日渐明显，而无论哪一边，都将求助于皇权的垂青以试图将对立的另一派打倒。
神宗彻底改变了北宋的政治面貌。
神宗亲手搭建的，是一个最合适“明君”、“大帝”发挥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可以不受干扰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去实现冀望已久的远大理想。
但意愿和现实之间毕竟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神宗晚年一手指挥的对西夏的大规模进攻在他强烈的个人意愿的遥控指挥下惨败而回已经预示了这个充满皇帝一厢情愿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皇帝决策错了怎么办？所有错误的决定都会被高效的执行。一旦皇帝不是“明君”……可传统皇帝制度下狭窄的继承人选择面决定了，将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代代出“明君”而将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只能是制造加速崩溃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