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早年就很崇拜王安石的新法，在继位后第一时间便找来了王安石，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新法的推行，宋神宗还专门封王安石为宰相，只为了能更顺利的施行新法。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新法一直受到保守派的阻拦，效果不那么明显，而且太后又一直给宋神宗施压，宋神宗退缩了，开始对新法不是那么上心，对王安石的话也不再言听计从，灰心的王安石，辞去了宰相的职位回乡，注定了新法的失败。
宋神宗评价可说是一半一半吧，做皇帝他还是比较有责任心的，但是作为一个合伙人就没那么好了。
事实上，变法前后，北宋的政治体制完全呈现出两幅模样，而正是宋神宗一手制造的这个改变，为北宋铺就了通往灭亡的道路。
为何这么说，我们得先从神宗改变了的东西，宋仁宗朝的政治体制说起。
王安石在他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对仁宗朝的政治有一番描述，透过其中“颂圣”的修饰，也可以使我们对仁宗时期的政治特色有所了解：
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
从中我们能体味出从北宋立国到神宗变法之前的核心政治思路，即“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两者相互配合，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即王安石笔下“非有良将以御之”“非有能吏以钩考”却能做到“寇攘者辄得”、“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的原因。
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执政的宰相集团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这样架构的形成直接杜绝了那种皇帝自任聪明、躬亲万事而随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中央而下的地方机构采用分离制设置，同一政区内设置相互平行的机构，形成独立的行政管道和相互之间的监督制衡。这样的政治结构的特点就是用决策和执行的速度换来政局的稳定和极强的纠错能力。而其制度设定的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更是一改传统的“明君能臣”模式而将不犯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而变为依靠制度监督。同时，作为软件的配合，宽和的政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则，也培养了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各抒己见的昂扬士风。以至于李裕民先生将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体制称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皇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宋仁宗曾得到过这样的评价“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说“百事不会”是这个体制下皇帝最好的素质可能有些夸张，宋仁宗也并非万事无主张只听凭执政大臣处理，但其“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的自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却是维持这一体制的必须。
显而易见，在这个体制下，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束缚，这对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明君”、“大帝”来说是灾难性的。没有万事断自圣躬的无上皇权，也就没有他们表现其“明”，其“能”的舞台。
但很不幸，宋神宗却正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寄望“大有为”，平辽灭夏，恢复“汉唐雄风”的“有志青年”。有一个小故事可以清楚的表现他的心思。他想诛杀一名大臣，被宰相以祖宗法度顶了回来，他又想改为从重惩处，被一句士可杀不可辱顶了回来，他只好当堂感叹“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却收获了宰执大臣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