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康有为争论不休之际，梁启超去美洲游历了一次。不想这次游历起到了康有为不能起到的作用，从美洲回来后，梁启超的思想言论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悄悄地收起了革.命排满的主张，反对起原来大力提倡的“破坏主义”，声称与共和永诀。梁启超立场的这一退缩，究其原因，他在本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革.命暴力还有一种排斥感。在改良主张走投无路的情势下，他有一些激烈主张。一旦脱离了主战场，头脑冷静下来，他的改良主张便占了上风。于是，他从革.命主张的门槛又滑回温和改良的阵营了。其立场的这一改变，使得他与老师又站在同一面旗帜下，而不致于过早地分手了。
梁启超立场的退却，使师生度过了到海外后最大一场政见不同引发的危机。而梁启超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檔人渐行渐远，革.命檔和保皇檔深沟巨壑，严重对立，1904至1905年，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喉舌，与康有为一起，与革.命派展开论战。师徒二人师唱徒和，是他们到海外后“配合”得最默契的时光。但时势不饶人，不论他们二人如何巧言善辩，保皇派在论战中明显处于下风，最后不得不主动偃旗息鼓。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政见“统一”，只是改良主张的统一，他们对改良的途径有着不同的选择。康有为认为改良必须在保持君主政体的前提下进行，最终成为不可救药的复辟论者。梁启超对清廷则没有那么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的既成事实面前，他很快表示了赞成共和的意思。至此，师生政见上的殊途也成定局。
三、国事参与的冲突
1906年，清zf宣布要“预备立宪”，这一骗局鼓舞了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梁启超组织政闻社，拟回国参政，而清zf查封了政闻社在国内的组织。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载沣摄政，把袁世凯开缺回籍。1909年（宣统元年）春，梁启超拟将戊戌政变的罪责归于袁世凯一人，以开脱慈禧太后，此举意在与清廷和解。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进退失据，他先主张“不废旧朝”，继而哀叹清王朝气数已尽，后来又提出了“虚君共和”说，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捡出了孔子后裔，说素王就是素帝，是最好的虚君。康有为颠三倒四的做法，令梁启超十分难堪，他致书康有为，说康师举措乖张，不能令人心悦诚服，愿师还讲学之旧，相与弦诵。但康有为并没有按他学生的指引行事。袁世凯东山再起后，积极地拉拢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以“十不忍”回绝了他。
在改良派中，康有为已失去了昔日一言九鼎的地位。许多人对康有为的保皇说教早已不耐烦，力劝梁启超摆脱康有为的束缚：“南佛（指康有为）之政见，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附从之理。……政见本随时势而变迁，不足为病也。如佛决不以为然，出其专制之力来相阻格，则各树一帜，各行其是，万不可再屈以求合。”（《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他们选择了联合袁世凯的道路。
在梁袁接近时，康有为仍坚持以往的保皇论，共同为拯救垂死的清王朝努力。梁启超则表示不再倡言“虚君共和”，并希望康有为改变态度，拥护共和，“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否则师生要“趋舍异路，怆恨何言？”康有为不为所动，决定了师生分立门户的形势。
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康有为极力反对，而梁启超仍我行我素。但袁世凯要恢复帝制，梁启超坚决反对。他苦劝袁世凯不要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并拒绝20万元的收买，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抨击袁氏。随后南下广西，与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康有为也积极投身于倒袁斗争中，“康有为、梁启超、潘若海等在沪集议，咸以为倒袁必须举兵，不举兵，即无以倒袁”，师生二人又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