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皇帝给袁崇焕罗织的各种罪状中,“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后人也多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之举甚是不智。一来是自断臂膀;二来是引起崇祯的不安和疑虑。关于前者,理由是毛驻兵皮岛,一则可以联合朝鲜抗击后金,二则可以牵制后金军南下,平时虽也干过一些贪赃枉法、劫掠商旅的事,但罪不至死。甚者以为袁崇焕杀毛文龙直接导致了其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叛乱。而据当时李氏朝鲜文献记载:“备边司启曰:‘毛将(文龙)不得志于天朝,则必投于虏…此必然之势也”④;“上问于特进宫张晚曰:‘毛将情形之败露之矣,而近以西来状启,人情尤疑惧,未知卿之所见,则祸发迟速当如何?’晚曰:‘臣意彼无速发之理,虏虽强请,毛不速发矣。毛将在此,可享公侯之乐,投虏则为一俘虏……奴贼亦必知文龙之军不可用,岂汲汲于文龙乎?只虑在此,则或为后患’。”⑤“文龙恣虐日甚,时称海外天子,部下诸凶,肆害尤甚”⑥。由此可知,毛文龙对明廷并非忠心不二,实是早有异志,与后金勾结已久,在被杀前之所以未曾反叛,不过是在待价而沽罢了。而崇祯皇帝登基之后,镇压了阉檔首恶魏忠贤,作为阉檔成员的毛文龙不得重用,加上唇亡齿寒的恐惧,早晚要走上反叛之路。袁崇焕以令人措手不及的法子突然处死毛文龙,也是事出有因。`
至于所谓牵制后金军南下,以一毛文龙恐不堪此任。据载:“明总兵毛文龙,据南海皮岛,招集辽民,令富民皆冒毛姓,为其子弟裔孙。民有奔逃者,辄斩之,捏称阵获,诳报冒功”⑦。可见毛文龙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大,且此人素无德行,唯以一己之私为念。向日自甘堕落,拜权阉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平日又一贯作威作福。鱼肉部属百姓。这种没有骨气的卑劣小人,要想他在民族危难之际冒着丢失身家性命富贵荣华的危险去担负起抗金大任,恐怕是与虎谋皮。此人若不早除日后必反无疑,到时只怕又多了一个洪承畴亦未可知。
然则袁崇焕为什么不先奏明崇祯皇帝再诛杀毛文龙呢?
也免得招致擅杀的罪名,引起皇帝的疑虑。对此,明清之际学者陈玉树是这么解释的:“或曰:崇焕请命而后诛,不亦可乎?不知黄梨洲有言:文龙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索饷岁百二十万缗,不应则跋扈,恐喝曰:臣当解剑归朝鲜矣。则其内怀异志非一日也。梨洲又云:参、貂之赂近贵者,使者相望于道。史亦云:帝令所司捕其爪牙伏京师者,则其密结朝士为心腹,潜布耳目于辇毂之间,侦伺朝廷动静非一日也。崇焕朝请,文龙夕知。朝命未下,已得预为之备。请之而从,固拥兵不肯就逮;请之而不从,益反倾内不自安,速其叛而树之敌。非计之得也。此其所以不请而诛,甘受专杀之罪而不辞也。”⑧而崇祯不知真相,反以此而对袁崇焕起了疑心,诚可叹惜。
至于说毛文龙被杀直接导致了孔有德等人的叛乱,亦不足信。毛之被杀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孔有德等人叛乱是在崇祯六年(1633年)至崇祯七年(1634年),即在袁崇焕被杀(1630年)之后。实际的解释应是: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打乱了其率部反叛的计划,又压制了孔有德等人的反叛意向,使之无法为害,而袁之被杀后,孔有德等无所顾忌,遂得行其素起。这三人的叛乱,应该说是袁崇焕被杀所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之一。
崇祯杀袁崇焕,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袁“擅主”与后金议和。关于此点,袁崇焕于崇祯元年七月乙亥上书中已明确表示与敌议和可作为一种对敌策略(见前引文)。其在杀毛文龙后亦曾上书言款,史载:“袁崇焕既杀毛文龙,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即惠徼宗社,还侵地,归叛人,因我存朝鲜,存建州,何惮不为?’又奏令建虏易去年号,方为代请。”⑨可见袁崇焕与后金议和的想法及理由早已奏报朝廷(前提且是“还侵地,归叛人,存朝鲜,存建州),“擅主”二字,实不知从何说起。
当然,袁崇焕的“罪状”远不止上述两条,而多属“欲之加罪,何患无辞”之类(包括上述二“罪”)。实际上,袁崇焕的死另有所自,他只是明季政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作为一名正直的朝廷官员,袁崇焕自出仕之日起便耻与阉檔为伍,而与东林檔人过从甚密,与其檔魁大学士钱龙锡等私交尤厚。即如杀皮岛总兵毛文龙这么重大的军机大事,事前也曾与钱龙锡商酌过。而钱曾主持过镇压魏忠贤檔徒一案,尤为魏阉余孽所恶。“恨”屋及乌,袁崇焕也便成为阉檔攻击的靶子。向者忍而未发,实因崇祯正倚重袁,阉檔未得其时而已。而恰在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不久之后,发生了后金入寇京师一事,致使京畿人心大乱,从而造成了对袁崇焕极为不利的局势。而关于后金入寇京师的危险性,袁崇焕也曾上书预警,其言曰:“臣身在辽,辽无足虑。惟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请严饬前督,峻防固御,为今曰急著”○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