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清军南下。崇祯二年，皇太极取道蒙古一路打到北京，尽管不是经过袁崇焕的防区，作为前线最高军政首脑，袁崇焕多少有点责任。
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朱由检为了泄愤，更为了显示皇威，在平台召见时突然逮捕袁崇焕。此时的崇祯已经为京师被围困找了个替罪羊—兵部尚书王洽，他根本没打算杀袁崇焕，在公开场合下明确表示问题查清后就释放袁崇焕，甚至夸奖袁蛮子的忠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改变了袁崇焕的人生。
三直接原因
袁崇焕被捕的消息传出，关宁军当即弃守京城防线，在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带领下，开始返回关外驻地（有人认为关宁军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出走，但从其能被袁崇焕一封书信召回来看，显然是为袁崇焕而撂挑子）。皇帝的诏书、兵部的文碟都不起作用，大臣们奉命只得请求袁崇焕，袁的一封书信还真的就将祖大寿召回来。国家首都受到外敌进攻，勤王之师不是不来，而是已经来了，仅仅因为领导被双规就负气走人，这何异于叛乱？更要命的是皇帝的圣旨不如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书信，大明王朝最具战斗力的国防军地地道道变成了袁崇焕的私人卫队。袁崇焕还能活命吗？
当年宋高宗命令岳飞班师或许只须一道圣旨，但赵构却连下十二道金牌，说明其自以为很难控制岳飞和岳家军，再不动手就晚了，即使以后亡于金兵也要消灭眼前的危险。如果说当年岳飞是宋高宗的一个隐患，那现在的袁崇焕及其所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已经实实在在成为朱家社稷的定时炸弹，任何帝王都不可能放虎归山。
祖大寿是杀害袁崇焕的真正凶手。
袁崇焕之死,祸根最早当源于崇祯元年的“平台召见”。
当时,“(帝)召廷臣及尚书袁崇焕于平台,上慰劳甚;至问‘边关何日可定?’崇焕应曰:‘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慷慨请兵械转饷。且曰:‘边臣皆与边臣尽相呼应,始可成功’。上曰:‘然’,赐崇焕食。“出至午门,朝臣问崇焕:‘五年期当有成算?’崇焕曰:‘上期望甚,故以五年慰圣心耳’,识者叹曰:‘主曰英明,后且按期责效,崇焕祸不旋踵矣!”①
诚然,当时兴起于北方的后金已然相当强大,在与明朝的争战中,自1619年萨尔浒一役之后,后金步步进攻,明朝在军事上已转入战略防御。此后后金连战皆捷,陷沈阳、夺辽东七十余城,1625年(天启五年)且迁都沈阳,意在加强对明朝的进攻。1626年(天启六年)宁远之役只不过暂时阻止了后金的攻势,对其总体实力并无实质性损伤。继立的皇太极励精图治,施行改革,则又进一步增强了军力国力。故而彼时之后金,其实力较之宁远战时只强不弱。对于这样强大的敌入,最现实的对策应是以守为攻,徐图进取。想在短短五年之内讨灭之,是绝无可能的。年轻的崇祯皇帝(十七岁)当时求胜心切,对袁的许诺大喜过望,而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发展,不久必能清醒认识到此事之不现实,从而不免产生袁不可轻信的想法,从而又不免会要怀疑其能力及所作所为,在当时体制和社会环境影响之下,一旦遇到于袁崇焕不利的突发事件,崇祯久积的疑念就大有可能转变成“龙颜大怒”。
袁崇焕也曾后悔轻艡n珈�,恐为事后招祸,他知道,皇帝生性多疑,自己远离京师后,一旦小人在皇帝耳边鼓噪生非,不免于国不利,遂于离京赴辽东前后给崇祯上书明志,以为日后形势发展作一预备。其言曰:“辽事恢复之计,不外前之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皆非用人者与为人用者所得与。夫驭边臣者与他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故当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又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我皇上爱臣至而知臣深,臣何必过为不必然之惧,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②
在奏书中,袁崇焕已向崇祯表明了他复辽的基本策略,并表示与敌议和也可以作为一种对敌策略(“款为旁着”),委婉表示出对辽事不可操之过急的建议(“法在渐不在骤”),———这其实也是对前面“五年肃清边陲”一诺的一个补充。请皇帝用人不疑,应“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指明了敌国用间的危险。崇祯也对袁崇焕进行了一番抚慰以安其心。“旨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谊,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③———然而不幸的是,奏折中所言却如谶书一般在事后反面地一一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