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裁冗员、裁绿营、废八股、取消旗人寄生特权，急于求成，打击一大片
成功的变法，应根据客观条件，先易后难，争取一切力量，以减小改革阻力。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在已经稳操政权的情况下，对废除藩主统治、取消士族棒禄等问题仍十分慎重，采取赎买政策和安排出路的办法，花了10年时间逐步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保证了改革必需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变法者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过多地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甚至社会中下层的过激做法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和应采取的措施。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大刀阔斧，广泛地裁撤冗员闲衙，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大裁大撤，强行查封，没有耐心说服，也没有妥善安置被裁人员的出路，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引起旧势力强烈不满。正如当时任职刑部的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废八股兴学堂，招致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断了他们的仕途之路，以至士人对梁启超“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甚至“欲行刺”康有为，可见阻力之大。裁绿营，取消旗人寄生特权，无疑断了百万兵弃、旗人的生计，使他们“失去安身立命之业，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激烈的改革措施把众多的势力都推到维新的对立面。
2.开制度局，乃脱离实际的超前行为
维新派把实现君主立宪作为变法的战略目标，要求变官制、削君权、开议院并立即实行，这是一种不顾国情、脱离实际的超前行为。议院制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完善。日本设议院也是在维新派执政20多年以后。而在中国，“议院”一词传人仅10来年时间，根本没有实现的条件和基础。8月，当康有为再次提出开制度局准备接管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的权力时，“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废矣”。军机大臣们阔开抵制，矛盾迅速激化。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有百害而无一益。”维新派不切实际的纲领，不仅没有能够团结更多的力量，反而孤立了自己。
3.激进主义的改革方式，超越了社会承受力
百日维新的103天时间里，颁布了100多条诏书谕令，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的改革措施，如大雨倾盆浇得人们无所适从。改革者没有做到颁布一项，落实一项，巩固一项，循序渐进，而是片面追求数量，企图一夜之间把中国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这种愿望尽管是进步的，但其结果却是欲速则不达。由于改革者事前没能对社会力量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人们对这场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的变法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之中，甚至有抵触情绪。一些新政措施损害了百姓的实际利益，康有为甚至还提出改国号、断发易服的主张，轻率地侵犯神圣的民族传统，授人以柄。断发易服之说遭到旗人的强烈反对，引起轩然大波。急风暴雨的改革措施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字林西报》评论:“维新檔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动，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维新速度也瞳乎其后”，连康广仁也预感到变法“规模太大”，“包揽太多”，“安能有成”?
4.策略上:对统治集团内各派别没能分化瓦解、争取多数，而是四面树敌、孤立自己
百日维新是一场涉及到社会体制、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掌握最高实权的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极为重要。过去史学界一直视慈禧为顽固势力的代表，是坚决反对变法的，这未免有些绝对。其实甲午战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汹涌澎湃的变法救亡浪潮，朝廷中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改革。在此情势下，太后不得不同意在她允许的范围内作一些改革。如果没有慈禧的首肯，光绪是不可能完成“百日维新”的。当然，太后对变法的内容有保留:即“不改祖制”，太后的君权地位不能变，满族的风俗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