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说：“是啊，不过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要对付他，可不容易。”
袁世凯愤怒地瞪大眼睛：“要是皇上在我的军队中，我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容易！”
他们商量了好久，谭嗣同才放心地走了。
但是，谭嗣同走后，袁世凯立刻就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北京，跑到颐和园去见西太后。第二天，也就是９月２１日清晨，西太后和荣禄等发动政变。他们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然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请求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戊戌政变”。紧急着，西太后下令搜捕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康有为、梁启超因为事先得到消息，逃到国外。谭嗣同不愿逃走，他说：“要是变法一定要流血的话，那么就从我开始吧！”
９月２８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用鲜血浇洒在变法维新的道路上。他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其他的维新派和大批参与戊戌变法，以及倾向变法的官员，纷纷被罢官，被流放。新政措施除了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余全部取消。戊戌变法彻底失败，离变法开始只有一百天，所以这次变法，又叫“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改革运动。其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变法的思想准备不充分。变法理论没被国人完全接受，因而缺乏指导作用，缺乏说服力;对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够得力，变法力量单薄，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变法领导者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第二，行动上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改革方式过于激进，没能团结大多数，打击面过大;不仅没能分化瓦解封建势力，而且在各方面孤立了自己;脱离实际，采取超前行为，激化了矛质。
1898年的百日维新曾给黑暗封建专制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然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结束。其失败原因，论者颇多，或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或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或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或改良道路走不通等。本文着重从变法者自身的能力、素质，有无领导改革的雄才大略等方面去探讨变法的失败，认为变法者的急于求成，理论准备的不足，变法行动的冒进，策略措施的失当等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变法的思想准备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涉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社会变革。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袭读，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川因此，要变法就必须唤醒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浩浩荡荡的变法大军，但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准备却不充分，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革新思潮。
1.变法理论缺乏说服力
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有进步理论为指导，并且只有在这一理论为人们所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维新派变法的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旧，后者则在立新。这两部著作对传统儒学可谓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后，犹如“思想界之一大咫风”，如火山地震，引起巨大的震动。康有为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出托古改制的旗号，其本意是想减小变法的阻力，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康氏学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抵制。他们奉“古文经学”为立身之本，视康梁学说为洪水猛兽，攻击康梁是“伪六籍而灭圣经，托改制而乱成宪，伸民权而无君上，实属士林败类”。
其次，洋务派也反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攻击康梁“邪说暴行，横行天下”二就是大多数士大夫、政治上同情维新派的帝檔官僚对此学说也是持否定态度。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康氏理论对正统思想的大胆冲击，如石破天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就变法而言，康有为的学说混淆了学术与政治。“伪经考”对传统儒学作全面挑战，“改制考”也缺乏历史依据，难以使人信服，反而引起太多的争论、混淆和疑惧，使知识分子处于困惑不解的境地，也给顽固派镇压变法授以“乱法”的把柄。因此康氏学说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