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力量动员得充分与否，关系到变法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前，其维新派在封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渗透和思想启蒙。到幕府末期，农民、市民、新兴地主资产阶级、高利贷主、下级武士从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立场出发，强烈要求改革旧的封建制度，形成一股巨大的改革力量。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
中国从维新思潮兴起到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书，维新思想激荡华夏约有40年光景，但这在思想史的长河中仅是沧海一粟。促成变法的直接动力是高昂的“情绪”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康有为等在由甲午战败引发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以高度的爱国热诚，上书呼吁请求变法，同时还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维新思想，在知识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运动。但阻力相当大，不少刊物、学会时起时灭，其影响仅限于北京、上海、湖南，维新思想尚未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百日维新前夕的思想界，变法派只占少数，较多的是守旧派，极大多数的是中立派。据严复估计，维新檔与守旧学派是一与千之比，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守旧势力也相当大，更何况其它各省。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对变法并不热心，他们缺乏敢于抗争的独立性格，没有全力支持、保护自己的代言人维新派。变法思想不仅遭到守旧派、古文经学派的强烈反对，同时变法活动没有西洋留学生直接参与，又缺乏实力派人物张之洞、李鸿章等的有力协调与合作，康梁可说是缆军奋战。
至于广大民众阶层，基本上是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维新派居高临下的英雄史观使他们没能深人民众进行“开民智”的启蒙工作，一般百姓依旧被守旧主义的迷雾所笼罩。他们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理解维新者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维新变法之际，正值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由于列强人侵的深人，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情绪。此时甲午战争才结束3年，战争的创伤尚未弥合，维新派居然不顾民众的民族情感，称赞发动甲午战争的的祸首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盛情邀请他访华，积极促成光绪帝召见他，视他为中国维新变法的救星。
维新派寄希望于洋人帮助中国变法的行为与民众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为这场学习西方的进步运动增添了障碍。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现实利益，所有的变法措施没有一项涉及到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一些新政措施甚至还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维新派没能启蒙民众，老百姓很难理解反帝反侵略与学西方救亡图存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维新派之间隔膜很深，对变法表现冷漠。
可见戊戌时期，无论是思想界、士大夫阶层还是楞大民众阶层，维新派对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极不充分，变法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
3.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康梁等维新派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疾呼变法，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与竞争感、变革观交织在他们心中，他们期望中国“全变”“速变”，在10年内走完西方国家300年、日本30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由于维新派长于书斋，缺乏实际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他们对变法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严酷的政治斗争简单地看成只“在皇上一转移间耳”，对中国国情、对封建势力阻挠破坏变法的严重形势估计不够，对帝国主义本质也认识不清，企图依靠英、日去抵制沙俄。康有为极力建议光绪“设法和英国缔结同盟”，这种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自然落空，因为帝国主义人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
作为变法决策者的光绪帝对变法的复杂性也认识不足，没能认识到整个封建制度的顽固腐朽和旧势力的强大，以为一纸诏书就可除旧布新。匆忙颁布的100多条诏令多数流于形式而没落实实施。
以上论析说明，维新变法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不充分，变法领导者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百日维新是在思想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发动，这是变法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变法行动操之过急
如前所述，变法的思想准备不足，百日维新是被尖锐的民族危机呼唤出来，“与其憎他族以拒改革，不宁巫改革以拒他族之逼”，变法成为当时保国自强的唯一途径。此形势下，改革者图治心切，在变法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