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藤本为晚餐做准备，晚餐之后，他便加入派对。他会祝酒也会讲笑话。最出名的是他常拿着餐巾假装是萨克斯管来演奏。“所有人都大笑，”他说。“70个人参加派对，每个都会开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们喊道。”藤本将工作和娱乐平衡得很好。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怕失败，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因此丢命，但我逐渐知道只要我不出错，就会没事。”
藤本是最完美的派对伴侣——他极具魅力，比他人更自由地表达观点，而且酒量很好。一天下午，他正和金正日玩着百家乐，金正日凑近他问：“藤本，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呆10年吗？”
金正日答应给藤本他自己的寿司店，就开在平壤高丽酒店里。当天晚些时候，藤本就飞回日本向他的妻子提出分居10年，这样他就可以长住朝鲜。
根据藤本的说法，他的妻子回答：“你说什么呢？你疯了吧？你可以一走3年，孩子们还能接受你不在身边。不过10年？你会忘了日本，忘了我们。”
我问藤本：“为什么不带你家人一起去朝鲜？”
他笑得差点**口中的咖啡。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金正日除了寿司店，还答应了藤本其他好处以换取他的10年。这些好处藤本都没有提。
那天夜里，大片柔美的雪花从山中呼啸而来。我走在冰冷的街头，想念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想不明白什么样的人会宁愿抛下自己的家庭去陪伴无常粗暴的独裁者。什么样的人身处极大的未知的风险还会感到如此自如？我决定将第二天早上的采访转向藤本的过去。
藤本是他出生的小镇上最危险的男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刚从与盟军抗战的血淋淋的前线回来。他的父亲上前线时还把自己三个儿子出生时剪下的脐带带在身边。他用椰子壳做了个小容器装着脐带，放在帆布包里，这样就像是他的孩子一直在他身边。
可等到回家时，他的父亲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具攻击性的男人，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一拳打掉别人的门牙，包括藤本母亲的。谈论战争会让他对别人动粗。任何批评都会让他跳起来。当他父亲喝多时，藤本可能因为任何原因被打，比如吃了糖利、看错了时间。任何提问也会招致拳打脚踢。藤本开始慢慢了解这些规则：他不记得自己向父亲问过任何问题。他父亲闲来无事最爱做的事情就是醉醺醺地骑着车带着儿子在附近的村落闲逛。当自行车歪向一边时，藤本使劲支撑住自己，对年幼的藤本来说，似乎分分钟他们都会撞车。“那是我生命中最恐惧的时刻，”他回忆。
他人偶尔的一个善举带来了藤本生命中的转折时刻。跟他一起在酒店做回收的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孩认定他们有天也该像来酒店吃饭的客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一直为客人们收酒瓶。于是发工资那天，他请藤本去吃寿司。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的经历，”藤本回忆说。1962年的那天，他默默地念着那些寿司的名字——"batanebi,maguro,ika,kohada,tamago,futomaki."
说到这，藤本君开始抽泣。
“这绝对是决定命运的一刻，”他说。
他告诉他的母亲他决定要做一名寿司师傅，16岁那年母亲把他送去给东京银座的寿司大厨芝山千次郎做学徒。叫“学徒”是好听的，接下来的5年，藤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试着满足日本最挑剔的客人，外交官、大佬们还有CEO们。
藤本的父亲教会他永远不要提问永远不要评论。他也给了自己儿子对不确定性、怪异行为、潜在的危险和突发暴力极高的忍耐力。而寿司大厨教会了他如何**有权有势的精英阶层，最终奠定了他成为独裁者陪伴者的坚实基础。
藤本每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给芝山擦身。
“我住在饭店楼上，”藤本说。“一件大房间是芝山的，另外一间都是双层床，睡着其他厨师。我就睡在芝山身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跟他睡在一间房。他床边有个沙发床，我就睡在那儿。他想我睡在那因为他想让我给他按背。每天晚上，按背。我给他按背的时候会喊他，师父，师父。我会小声地喊，师父，师父，当他不回应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睡着了，我也可以停下了。”
但5年后，当藤本认为他可以在饭店里做个厨师的时候，芝山却不让他对鱼动刀。盛怒之下，藤本辞职。他在东京南边找到了一份做寿司的工作。在风景胜地汤河原他向一位他称作福生的年轻貌美的女孩求婚。她留着波波头，整整齐齐的刘海，跟藤本最喜欢的日本歌星石川小百合一样。藤本很喜欢留波波头发型的女孩。但和福生结婚没多久，他就开始不耐烦，还打掉了福生的门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