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有没有医生证明或者尸检报告。“他死得可疑吗？”
“我没什么怀疑的，”藤本回答。“我妻子就在那看着他突然死去。如果朝鲜人想要什么人死那也该是我，不是我儿子。没有谋杀，就是一场意外。”
藤本开始谈起平壤有多美，比起10年前变化了多少，一直谈到他听起来像一架宣传机器。谈到这里，他说起自己宏大也很胆大的新计划：离开他衰老的日本女友回到他年轻的朝鲜妻子身边，去平壤重过他奢华的生活，去做金正恩的心腹，拿回他的梅赛德斯，最后要在高丽酒店开自己的饭店，但不是寿司店，是面馆。
“我想把汤面带去平壤，”他说。“我已经有了井上汤面的食谱。我知道朝鲜有很多人讨厌我，所以很难开一间藤本餐厅。我觉得我用不了藤本这个名字。”
藤本都计划好了。他会把他的书卖出的稿酬都给他的日本女友，帮她安度晚年。然后他就永远离开日本，以此来减轻当初的**给他的良心带来的负罪感。藤本在寻找一个赎罪的机会。“如果金正日现在在这，”藤本说。“我会跪下向他道歉。我会承认我**了而且我向外界透露了很多朝鲜的秘密。我是个叛徒，百分百的叛徒。”
我提醒藤本大将军不会再在那里保护他，金正恩现在有自己的随从了。我提醒他在朝鲜没有人*权，人身自由或者法律可言。
藤本摆摆手。他只担心能不能拿到签证去开始他的新生活。“我觉得我有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了，”他说。
我告诉他他的好运会有用光的一天，在朝鲜只要独裁者打个响指一个人就能消失。我问他他是否清楚自己是在用实实在在的自由换想象中的天堂。
“我什么都不怕，”藤本说。
“你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我告诉他。“危险的确存在的。”
但小心翼翼显然不是他的为人。
他的脸上写着决绝和天真的乐观。
“我什么都不怕，”他反复念着。
在藤本的记叙中，12年前临别时，金正日同往常一样握着他的手用日语说：沙扬娜拉（再会，用于要分别较长时间，甚至难以再见的场合）。平时，藤本会笑着回答：“将军，沙扬娜拉不能这时说，因为我还回来。”但是这一次，藤本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