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朝鲜专家布拉德利·马丁称，金正日最后处决了他的农业部长。
随着饥荒越来越严重，金正日还将死去的农业部长的尸体从爱国者公墓里挖出来又让射击小组扫**一遍。
藤本却没有成为这场饥荒的见证人。1996年，在去日本筑地市场买鱼时，他在东京成田机场被逮捕。
一天晚上，一个说韩语的人来到寿司店找藤本。从他的口音，藤田可以分辨出他来自朝鲜。这个人说，“有人派我来这里，你结束工作之后，我们去谈些事情吧。”
在他被捕的时候，藤本正和金正日的中文翻译在一起，这个人的多米尼加护照引起了怀疑。这让海关细看了藤本的护照，他们迅速意识到他们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金正日政权内部的人。他们接下来花了18个月审问他。
一支团队专门审问这位寿司师傅。内阁部长密切跟进这件事。当金正日亲自给藤本打电话并且命令他迅速离开日本时，当局明白藤本已经重要到可以在对金正日的暗杀起关键作用。他们把藤本转移到了冲绳岛的南部，在那儿藤本在一间假日酒店的寿司餐馆得到了一份工作。
在审问中，日本当局给了藤本很多关于朝鲜劳改再教育农场和人*权压榨的书籍来读。这里面有一本是镭于朝鲜的酷刑，它声称朝鲜人喜欢最大限度的伤害罪犯，伤得他们以至于“吐出母亲的乳汁”。
一天晚上，一个说韩语的人来到寿司店找藤本。从他的口音，藤田可以分辨出他来自朝鲜。这个人说，“有人派我来这里，你结束工作之后，我们去谈些事情吧。”
藤本一眼就看出他是杀手。但是在结束工作后，这个男人没有回来。事实上，藤本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在经历了那么多在朝鲜的惊险刺激后，第一次感到了恐惧。他很抑郁，那些书里的内容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开始酗酒，他感到孤独，想回到平壤和他的妻儿们团聚。1998年7月9日，日本方面同意释放他。但是他们要求给出承诺：如果藤本再次离开朝鲜，他要一定要告知他们。
说在这里，藤本开始描述他返回平壤家里的喜悦。但是我打断了他。“你日本的女儿们怎么办呢？”我问。“你在日本的18个月，你没有联系她们吗？”
“没有。”他说。
我提到了藤本的父亲，这个深爱着他孩子们，到哪都背着孩子们脐带的男人。
藤本站起来，他明显很不安。“时间到了，”他说，然后转身走去小解。
因为怀疑他对自己家人的关心，我似乎惹恼了藤本。为了跟他和好，我请他去吃午饭。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说，没多久他就又兴致勃勃了。他边吃边告诉我回到平壤后情况如何变得更糟。
金正日很快传召了藤本。是的，大将军承认，他的确派了杀手去冲绳，但他劝藤本忘了这事儿。他还活着呢，不是吗？其实他还活着全靠金正日的妻子高英姬，她告诉金正日，他的日本朋友是多么的有趣和可爱。随后，杀手被召回了。
大将军告诉藤本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他将要和金的秘书金昌孙一起去北京采购罐头。
当然，买罐头并不是重要的事。这是新的忠诚测试，藤本却没有通过。
“那一刻我该想到的，”藤本说。“我该怀疑的。”
金昌孙带藤本住进了一间布置了偷听的宾馆房间。“我在酒店房间里给日本警方打了个电话，‘喂，我是藤本，’我告诉他们。‘没什么大事。我在中国出差。没什么别的事。’”
这看上去是再傻不过的行为，但这就是藤本：不可置疑的服从。
他答应给日本相关部门打电话，所以他就这样做了。
他刚回到平壤，一队军官就把藤本拉到一边给他听了他打给日本方面的电话录音。他被软禁了。他还必须给金正日写道歉信保证和日本脱离关系。
软禁是相对较轻的刑罚，但对藤本来说是个煎熬的时期。“整整18个月我都不被准许外出。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重创。我睡觉的时候一听到风声我的眼睛立马就睁开了。我去窗边看。我想看是不是有吉普车来要把我带去集中营。因为我读过了日本警方当时给我的书，我害怕极了，差点就崩溃了。”
被软禁、等着随时被关入集中营的日子里，他开始细看当初宴会上拍的一张合影。“我看着这张集体照，突然意识到这里面有三四个人都失踪了。我知道一个私人医院里的很好的医生就不见了。他们都因为政治问题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