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到现场后，场面就有点乱了。一方面我们处理这样的突发事件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另外我们发现在家属里面，有一些是负有特殊任务的台湾记者，在上海出关时，他们未经检查抬进来两大箱录音摄影器材冒充是祭祀用品，这也增加了我们现场工作的难度。
发现情况有点失控，当晚我就打电话给浙江省委刘枫副书.记，第二天刘锡荣副省长、省公安厅斯大孝厅长、杭州市王永明市长相继赶到现场，迅速成立事故现场处理小组，我受命和家属协商处理后事。
最后谈定，对每个遇难者赔偿13.5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的大陆已是史无前例了。
接下去的几天对我来说是最艰苦的，因为我要面对的是极度痛苦的遇难者家属。
这批台湾游客主要来自台湾中南部农村，以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居多，比较富裕，而且也比较喜欢显富，金戒指，金项链，腰上围个鼓鼓囊囊的腰包，很引人注目。
家属提出，要求祭拜遇难者，要求尽快破案找出凶手，要求遗体装上楠木棺材运回台湾，要求赔偿等。
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于要求祭拜，我们一定会安排好；对于尽快破案找出凶手，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大陆公安已经全力以赴；对于遗体运回台湾，我们认为天气等各方面情况已经不具备运送遗体的条件了。那时是清明前后，天气很闷热，遗体经过火烧水泡已经很难保存，那天台湾旅行同业公会的人来到现场，戴了口罩都吐了。那么多遗体，你说怎么运？楠木棺材，一下子也不现实啊。
最后说到了赔偿。这里我要插一句，那时旅游市场还很不规范，这批台湾游客倒了好几手。开始组团是台湾长风旅行社，到大陆是福建中青旅，到浙江是中旅，只有地陪没有全陪，而且旅行社之间发生的费用都是三角债，你欠我，我欠他，给后事处理理赔添了很多麻烦。千岛湖事件后国家旅游局专门出台文件规范旅游市场。
我记得当初家属代表要求大陆对每人赔偿几十万元，否则就不肯火化。我们也只能做工作，大陆那时还没有这样赔偿的先例，大陆那时收入水平还很低，一个厅级干部一年工资也只有一万多元。
这个问题谈了好久。从内心来说，我非常同情这些家属。这场飞来横祸搁在谁身上都受不了，特别是里面有个小孩，父母双双遇难，一下子成了孤儿，我几次提出对于这样的情况要优先考虑照顾。但当时大陆经济水平摆在那里，我们也的确很为难。
一直到4月4日晚上12点，终于谈定了就地火化和赔偿方案，我的印象是保险公司赔了11万元，省zf安排了2.5万元的安慰金，总共对每个遇难者赔偿13.5万元，这个赔偿数，在当时的大陆已是史无前例了。最后，双方签订了协议，每一个家属都签了字，我也总算松了口气。
新安江水电站大坝上有很多群众为遇难者送行，罪犯居然也混在人群之中。
第二天正好是清明节，下着小雨。按照遇难台胞家属的要求，在淳安举办了追悼法事，杭州灵隐寺71岁的监院继云大师带了9个法师连夜赶到淳安主持法事；遇难台胞中也有天主教徒，杭州天主堂的神甫也赶到淳安举行入殓仪式和追思弥撒。
可是这天下午风云突变，在混在家属中的特殊人物挑动下，家属对前一天晚上签订的协议表示不满，坚持要运遗体回台湾，甚至拉起横幅，头绑白带，堵住了在现场慰问家属的刘锡荣副省长，一定要他表态。等我赶到现场时，刘副省长的车子前后门都被团团围住，我好说歹说，总算让刘锡荣坐我的车先走，我留下来继续做家属工作。
这件事后来被海外媒体搞得沸沸扬扬。中央专门派人来做调查，我对他们说，刘锡荣是来慰问遇难者家属的，一直尽心尽力做安抚工作，某些人断章取义曲解他的意思挑起遇难者家属的不满，并说刘锡荣“冷血高傲”，这是不公平的。
经过再三协商，台湾遇难者家属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协议。因为淳安当地没有火化场，遇难台胞的遗体运到桐庐火化。
4月6日凌晨，万学远省长赶到淳安悼念遇难台胞。上午家属赶到遗体停放现场，举行祭奠仪式后开始遗体入殓。家属点上香烛，供上当地准备的祭品。整个仪式都是按照台湾当地习俗进行。下午大家护送棺木上船前往桐庐，在途经“海瑞号”失事水域时，遇难台胞家属举行了法事，在经过新安江水电站大坝时，大坝上有很多当地群众为遇难者送行，事后我们知道，“千岛湖事件”的几名罪犯，居然也混在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