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心理不平衡可能是真的，但是，说华佗因为心理不平衡而要挟曹操而要官就只能是猜测了。华佗的确是个读书人，的确想为官而耻为医，但是，耻于为医并不等于他就会要挟曹操给官。二者之间只有或然关系而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依照这种新说，华佗想做官，就应当俯就曹操而不是顶撞曹操。
像华佗这样鲠直的人厌恶曹操的为人，但是，华佗仍然应曹操之召而为其治病，而且“常在左右”。华佗既没有向曹操求官，也没有对曹操拖延不治。后来以妻子有病为理由不赴曹操之召，是既不愿受曹操恩遇，又不愿囚徒般地禁锢在曹丞相的笼子里。“养病”、“断根”之说纯属强词。如果曹操以“养病”加罪于他，华佗为什么不以“断根”而取悦于曹操？可见，华佗应召见曹操，纯为治病而非谋官。离曹而去是其不能治愈此病而非不愿治病。
所以，讨论华佗之死有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华佗是乐于为医还是耻于为医？
华佗不愿乱世为官，是一以贯之；前有不应举荐，后有不附曹操。原因是华佗的正统思想很浓，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和华佗的正统思想不合；华佗作为良医，他有济世之愿。即使是身入狱中，还愿意将医书传世，希望自己的医术能够活人。他传五禽戏以健身，授针灸以治病。可见，华佗乐于为医而不是耻于为医。
为什么乐于为医的华佗还有“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的思想呢？这和华佗乐于为医岂不自相矛盾吗？
华佗作为一个“兼通数经”的读书人，本意当然是想为官的，但是，华佗所处的东汉末期，政治极其混乱，华佗又没有什么靠山、背景，所以，读书做官对华佗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
既然不能做官，人总还要生存吧，那就行医呗。反正靠行医而谋生对医术高超的华佗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华佗踏上了走方郎中的道路；而且，在这个路上走得越久，医术越高，受到的感触越深：民间百姓在乱世之中多么需要象华佗这样的名医！正是这种社会需求和华佗的高超医术相结合，造就了乐于行医的神医华佗。
华佗虽然对自己以医为业感到不平，但是，在长期的行医岁月中，华佗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华佗在路上行走，看见一个病人咽喉梗塞，很想吃东西但又吃不进去东西。家里人用车拉着他想去求医。华佗听见他痛苦的声音，停下车亲自去看。看完之后，华佗对病人家属说：刚才我来的路边上有个卖饼店，里面有蒜泥和醋。去那儿买这两样东西三升，喝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家属赶照办，喝下醋和蒜泥的病人立刻吐起来，吐出了一条虫，病马上好了。此时，华佗已经走了，病人就把这条虫挂在车边，亲自到华佗家中来道谢。华佗还没有回来，他的孩子正在门口玩，看见来人，马上自言自语地说，可能遇到我爸爸了，车边那条蛔虫就是证明。这位病人进了华佗的家，看见华佗家北墙上挂着这种蛔虫有几十条。
这个例子很典型。病人一呻琴，华佗闻声而来，主动为病人诊病，说了治疗方法就走人。病人赶到家中来道谢，华佗的孩子看见病人车边挂的蛔虫就知道是自己父亲治好的；病人看到华佗家中挂的同样的虫子，才知道华佗是治疗这种蛔虫病的行家。
再说第二条“养病自重”。
这是曹操杀了华佗之后所说的话，所以，不排除曹操这话有为自己开脱的因素，而且，这种因素很重。华佗是一代名医，杀华佗之前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曾极力劝阻曹操不要杀华佗，所以，杀了华佗之后，曹操会因此招致舆论的批评，曹操的“养吾病以自重”的说法不可信。事实上，头风病也的确难于治愈。
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作为病人的曹操求治心切，作为医生的华佗治疗无门。二者之间相互理解非常困难。华佗认为头风病难于治愈，曹操认为他是“养病自重”。
最后说第三条“夸大病情”。
所谓夸大病情，依我看来，这叫坦诚相待；
头风，是一种顽固性疾病。此病虽然是头疼，但是，很难治好，时时发作，一疼起来就很厉害。而且，头风病一般都有并发症。曹操的并发症状是心慌、眩晕。我认为，华佗对曹操说此病不好治是实事求是，直言病情。这是坦诚，不是要挟。所以，华佗真正的死因只有一个，就是冒犯并触怒了曹操。而曹操又没有把华佗当成一个“人”来看待，更没有尊重华佗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