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书.记仇和与市长张祖林分别担任滇池流域入湖河道的“河长负责制”的推出，到邀请中央驻滇和省、市主要新闻媒体为“新闻舆论监督员”，并出台《关于建立重大檔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的意见》，人们看到的是“透明行政，慎用公权力的民治zf的自我约束之路”。
虽然这一年里，无论是写博客的“草根”还是媒体的“第三只眼”，都保持着对改革的警惕与质疑，发出了观点对立的争议，但在强烈的“监督渴求”考验下，公众看到的是昆明市执政能力的提高。
“一线工作法”、“市长接待日”颠覆了昆明官场传统的行政模式;问责力度的加大，给官员们戴上了一道“紧箍咒”;“勤廉公示”成为昆明大小机关最热闹的话题，职工最想看的是贴在墙上、挂在网上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报告;189项制度变革像一把利剑高悬在官员的头上，给昆明官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公众长期积聚的情绪得到了逐一释放，zf在从细节上培养着公民的参政素质和能力，公民也借助着民意表达机制渐渐地进行着政治参与。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不断满足着公众的“监督渴求”，让民众感受着民主的精神，民意的代言机构越来越起着积极的作用。一些在质疑声中转身的制度，让理性与民意的交锋慢慢求同存异。理性与民意之间的互动，使民意渐成zf决策的一种制衡力量。
这一年，听到最多的话是：“官员压力大了，官难当了”。但与此同时，昆明的老百姓也藱n隽艘痪涞灼愕幕埃�“事难办，找zf”。有专家指出，一个城市的法治程度、平安环境，除了科学决策、行政审批、信息公开、司法救济、社会管理法治化等诸多硬指标量化外，官员当政压力越来越大，百姓办事越来越方便，居民自治意识越来越强，平安指数越来越高，也是考量一个城市法治化的软指标。
至今人们还记得仇和的那句履新“名言”：“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与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与大家无恩无怨，只身一人，也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三深度解读“个性官员”
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个性官员”身上，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近些年，越来越多极富个性色彩的政坛官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在媒体热议的“个性官员”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敢于在审计风暴中将国家部委和大型金融机构的严重违规问题向社会公开披露、自称“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有敢于“说狠话”、被誉为“灭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有敢于“乱世用重典”、数次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环保风暴”、自认“仗义”和“霸道”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有敢于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问题、点名痛批天津等八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的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此外，还有一批主政一方的基层和地方官员，如敢于铁腕推行改革的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敢于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政地檔政机关干部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敢于改革“惯性制度”、掀起檔内基层民主政治改革风暴的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敢于“起沉疴、下猛药”整肃陈腐的地方吏治的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还有敢于发出“另类”声音、誓言把房价压下去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等等。
现在，我们尚无从考证“个性官员”一词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大概在两年多前，它开始进入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词库，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谈论中国官员时使用频率甚高的词汇范畴。被归入“个性官员”之列的省部级或地方官员，虽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因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而遭到一定程度的非议，但他们大多受到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赞赏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