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性，还是应有的本性和秉性?
综合人们对这些“个性官员”的界定，不难看出他们具有如下这样或那样的“个性”：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犯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政治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把官位和乌纱置之度外。本人以为，与其说这是上述官员的“个性”，毋宁说是或应当成为各级檔政领导干部的“本性”或“秉性”。
其实，我认为，这些“个性官员”本不想被媒体和社会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本不想成为被罩之以各种耀眼光环下的什么英雄，他们只不过是说了自己作为人民公仆应该说的话，做了处在他们那个职位应该做的事。从大的方面说，他们捍卫的是檔和zf的权威，维护的是制度和法律的尊严。囿于传统的、既有的官场规则，他们在中国庞大的官员队伍中仍属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正是人们称其为“个性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共性”到“个性”的突围
有人以为，这些官员虽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同，但他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触犯和挑战了事关政治生命和前途的官场潜规则，违背了数千年来几乎无人对此提出质疑的官场共识。
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我们的先人不断创造出诸如“抢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至理名言”。千百年来，这些都被尊为做官或从政的座右铭。即使在当下的中国，行走于“官道”之上的众多有“理想”或“抱负”者，甚至一些刚刚涉足“官场”的政治幼童，也都热心于研习、掌握最基本的为官常识和行为准则：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察言观色，谨言慎行;不苟言笑，老成持重;难得糊涂，回避是非;低调为人，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等。
也许正是由于数千年遭受儒家思想浸润和陶冶而形成的中国官场文化，人们对这样一些官场规则和官员“共性”已经习以为常，李金华、潘岳和张保庆他们才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和弥足珍贵，社会才把他们说当说之话和做当做之事，看作是对官场规则的挑战和突围。
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
有诸多媒体或评论认为，“个性官员”的出现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考虑到“个性官员”产生的这样一些时代条件，我认为，这一现象也许正显示出我们在制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缺失。
邓小平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指出，制度好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没有好的制度，纵有千百个李金华、张保庆们这些“个性官员”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并不断完善这些制度，李金华、潘岳、李毅中和张保庆们才会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良好环境，才会更率真、更畅快地展现作为人民公仆的本性和秉性;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人民期望和需要的“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也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某些对封建时代的“人治”仍恋恋不舍的官员损害法律和制度的恣意膨胀的“个性”才会受到制约和限制。
仇和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