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所说的贺子珍在贵州负伤，就是指的在长征路上贺子珍被炸弹炸伤那次。贺子珍当时伤得很重，七窍出血，差点死去。连队曾经想过把昏迷的贺子珍留在当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颠簸加速她的死亡。请示毛主席，毛主席不肯，说：她要留下来，准死无疑。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把她抬着走。毛主席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给贺子珍用，自己骑马。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主席，她早死了。
毛主席说完这番话后，又接着说：
“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主席这种心的召唤。
在很多年以后，贺子珍每逢想起毛主席说的这番话，就要流泪。这是性格刚强的毛主席，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诉说他的至深至爱之情。可是，当时性格倔强，而又满腔怨气的贺子珍，并没有真正领会毛主席讲话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态度回答毛主席，这就是“我一定要走”。
贺子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时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这时，毛主席托人捎来了口信，让她回来。毛主席说：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主席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样大小，是毛主席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子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子珍，他都要出发了，毛主席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主席给贺子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主席。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主席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主席。这床新棉被，毛主席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贺子珍与女儿、外孙女在一起
远赴苏联遗憾终生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主席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没有响应这个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的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子珍没有走。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
贺子珍不肯回延安。这时中央决定派一批身体有病的老同志去苏联学习治病。在名单中本没有贺子珍。毛主席看到贺子珍要走的决心很大，也就同意了她要去苏联治伤学习的要求。这样贺子珍就去了苏联。
在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了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造成了她坎坷悲惨的一生。在她还没有离开延安之前，江青已经来到延安，贺子珍的负气出走，客观上给她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