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与孔冬梅在贺子珍的苏联住所
至今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子珍惋惜。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直到很久以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的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檔做点儿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子珍的确想得太简单了。她为此饮恨终生。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她去世，她没有说过毛主席一句不是，对毛主席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她总是责怪自己，默默地承担着这悲苦的后果。人们无法预料不存在的，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本来是复杂的、多变的、曲折的，更何况是具有复杂思想的人呢?贺子珍当时只有28岁，年轻气盛，从一种简单的、良好的愿望出发，认为自己走的理由充分、正确，就理直气壮地、坦坦然然地走了。她怎么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