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吃完想帮忙收拾一下，路过卧室门口，阿姨正拿着药准备走出来；然而红却吓的把碗摔了。
只见卧室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全家福……
梦很长，而他们的一生却很短。那些人出现时，他们的一生就已经结束了。
或许他们曾经有过梦想，但已无人知晓。
中国重男轻女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打着亲情的名义，吸女儿的血，补儿子的肉，比如我就认识一个曾经被全家人逼着去卖身的女孩。
去年7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在省厅办完事，晚上一起到街道口吃饭。
正在等菜时，有一家三口走进了饭店。妻子齐耳短发，手里抱着年幼的孩子，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丈夫憨厚敦实，一手提着大大的购物袋，一手轻轻扶着妻子。
服务员将一家人引到离我们不远的位子前面，丈夫将手中的购物袋放在一旁，亲昵地接过妻子手中的孩子。这间隙，妻子放松下来，四处望瞭望，目光掠过我们桌，停了下来，眼神中有喜悦、有错愕、有吃惊，还略过一丝忧虑。
四目相望，我也愣了一下，下意识想起身打下招呼——但又意识到不妥，马上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只是轻轻冲她点点头、笑了一下，便收回了目光。
“认识？”同事发现了我的异常，转头看了一眼，轻声问我。
“嗯。”我点点头，然后岔开了话题。
其实，目光交错的那一刻，我很想像老友相见一样，上前和她寒暄，听她讲讲最近的境况，还有那个以前她向我提起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没有。
但我不能那样做。我怕我贸然上前，会打扰她现在的生活。
“相见不如怀念，愿一切安好。”当晚，我在QQ空间里突兀的写下一句心情。
没过多久，有人留言。是一个陌生号码，只有两个字。
“谢谢。”
她叫方巧，曾经是我的朋友。但我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一个对她来说很不光彩的地方。
2014年初，公安局组织了一次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在突查辖区一家酒店时，方巧被我逮了个正着。
派出所里，她没怎么抵赖，也没做过多辩解，还算配合。民警审讯她时遇到的唯一困难，是她不会说普通话，那地道的山东方言，让来自南方的同事们一筹莫展。
我是山东人，自然被派上了场。老乡见老乡，本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这种环境下相见，谁都愉快不起来。
方巧那年21岁，来自鲁西南山区，“从业”一年有余。
讯问过程按部就班，方巧说自己家中困难，不得已从事了这个不光彩的职业。对于她的话，我懒得深究，因为之前被抓获的失足妇女，大多也都是同样的说辞。
做完方巧的材料，同事去公安局法制科报裁。等待的间隙，我坐在讯问室里，便找话头和这位老乡聊了起来。
“家中困难，还用这么好的手机？”我指着桌上的一堆手机问她。
现场收回来的手机摞成一摞摆在我面前，基本都是当时上市不久的iPhone5S。
方巧却摇摇头，指着其中一部显然不太入流的翻盖手机说，那个才是她的。我反而有些不解，以前进到派出所的失足妇女大多人手一部高档手机，她们的钱来得快，一般都舍得在这些方面“犒劳”自己。
“少见啊。你留着钱干啥用？”
“给我弟用。”
方巧说，她的弟弟在南京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她来负担，赚的钱基本都给她弟弟转走了。看我不太相信，还让我打开她的手机相册，看他弟的照片。
我打开手机，里面确实有一个男孩子的几张照片，看长相，和方巧有几分相似，看背景，也确实是南京某大学的校园，只是那个男孩子的衣着打扮，看不出是家庭困难的样子。
“你父母呢？去世了？”我顺着方巧的话问她。一般来说，这些失足妇女总会顺势编一个类似父死母病危的“感人”故事，然后试着“恳请”我“放她一马”。
可方巧却说他的父母都在，自己是自愿干这行承担弟弟学费的。我再深问，她就不说了。
同事从局里回来，告诉我法制科裁定，对这批失足妇女拘留10天。我向方巧出示了处罚通知，让她在上面签字捺印，方巧紧张地问我她会不会被送去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