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
作为林则徐的对手、中国人民敌人的英国侵略者，在禁烟问题上也不能不承认林则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鸦片战争后，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里，在大门右首，特为林则徐塑了一尊坐像。虎门销烟后38年(光绪三年，1877年)，清zf派遣的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副公使刘锡鸿偕随员等前往参观，据他们看到，在林则徐蜡像前放着一张书桌，“摊书一卷，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为此，刘锡鸿深有感慨地写道：“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也，可谓知所敬。”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的文章中，更充分注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zf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
由此可知，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的严禁鸦片运动和虎门销烟壮举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
林则徐在主持禁烟运动的同时也抓紧海防，积极整顿和加强军事上的设备，以迎接英军的偷袭和挑衅。他立足于战，以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对付蓄意发动战争的英国侵略者。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面对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既不虚骄，也不畏惧。在亲自视察和调查的基础上，他一方面认为“英人非不可制”，另一方面相信“民心可用”，从而树立起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心。
林则徐认为英军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早在道光十九年七月(1839年8月)，他就清楚地看到侵略者的长技是“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他认为敌人的这种优势可以乘风破浪，取胜于外洋；而其短处则是他们的舰船大而笨重，吃水深至数丈，“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敌兵“除抢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他认为，对付它的办法是避其长而就其短，“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倘若来到岸上，则“更无能为”。因此他深信“其强非不可制”，主张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方法来制服来敌；以夜战和火攻的突击方法来围扰敌船。到第二年6月，由他和巡抚怡良会衔发出的“安民告示”里，就更进一步地发挥其“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发扬我方优势，暴露敌军短处的观点。《告示》上说，英国“来兵即极多，亦不过一万余人为止。彼之数有尽，而内地兵用之不尽，不独以十抵一，以百抵一，直以千千万万抵一，又何不能剿灭之有?”并且指出敌军如敢进内河，就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碍：“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
道光皇帝画像
另一方面，林则徐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潜藏有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里写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保其身家，团练抵御。”因此，他在注重水师训练和招募水勇作为辅助外，同时鼓励广大民众自己组织起来。他支持“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并多次发布告示悬赏，奖励民众勇敢杀敌，号召沿海渔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各准开抢阻止”。他赞许粤东渔人疍户以及滨海居民不畏风涛之险的勇敢精神，招募他们为水勇，进行操练，投入反侵略的战斗，并进而动员广大民众“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持刀痛杀”。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能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努力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他们保乡卫国的积极性，确是难能可贵的。
1839年9月和11月间，义律多次率英舰进行挑衅，在九龙、穿鼻洋和官涌的多次战役中，正是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和将士们的英勇抗击，而使侵略者无法得逞。林则徐招募训练的水勇，夜袭火攻英国兵船，也取得相当的战果。在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禁烟和以后担任两广总督期间，英国侵略者根本无法在广东占到什么便宜。尽管有许多材料说明英国zf发动这场侵华战争首攻目标是舟山群岛而不是楞东，但林则徐在广东领导和组织军民进行卓有成效的反侵略斗争，使英国侵略者始终无隙可乘，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