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蝶戴笠是认真的，他希望和胡蝶正式结婚，戴笠不是毛头小伙子了，经历过婚姻，经历过风月，他不会对一个对自己毫无情谊的女人一往情深到要结婚的地步的。也许认识胡蝶之前在女色方面戴笠确实是阅人无数，的确是风流，可是认识胡蝶之后他的眼里就只有这个叫做“胡蝶”的女人了。为了怕这个女人不高兴，他打发了所有和自己有关系的女子，专情于她。这和那个叫做李隆基的男人一样，身为皇帝的他为了一个叫杨玉环的妃子吃醋不再临幸别的妃子。这就叫做“爱情”。戴笠应该是遭遇了他生命中的爱情，因为爱情他由滥情变为专一，为的只是他爱的这个女人高兴。所以说用霸占来评价戴笠对胡蝶的感情是不正确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男人对胡蝶用情之深。不用情深不会如此迁就，不用情深，不会用婚姻相约。要知道这时的胡蝶已经三十六岁，有三个孩子，结过两次婚。用中国人的老观点来说是二婚头了，是残花败柳了，是美人迟幕了。真要是完全出于好色，有更年轻漂亮的佳丽可供戴笠选择，之所以选择胡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份真实的爱。
戴笠终于成功了，胡蝶成了他的女人。胡蝶不爱戴笠，却被迫与他过起同居生活。这也是胡蝶与阮玲玉的不同，阮玲玉无论与哪个男子在一起都是为了爱，如果没有爱便宁愿自毁。胡蝶不，她在被幽禁的日子，在被戴笠强占的日子，可以一滴泪也不掉地等待时间来化解这场屈辱。
在胡蝶还没有成为戴笠生活的重要部分时，戴笠的周围有着许多的女人，而当他有了胡蝶后，才真正体验到了男女之间那种刻骨铭心的情爱，从而使他远离了所有的女人。为了避人耳目，戴笠与胡蝶先幽居于重庆的杨家山公馆，后又为胡碟修建了神仙洞公馆，公馆内所服务的人员全是戴笠从他江山老家招来的。自从胡蝶到重庆后，文艺界的人士不但不断地上门来看望，还经常地邀请她参加援助抗战的义演活动。而且就在胡蝶与戴笠正式有了关系之前，她还接手了一部以她为主角的电影拍摄。为此，胡蝶想与戴笠背着人同居，或者说戴笠要把胡蝶深藏起来都难。作为仍然红极一时的胡蝶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而权势和地位都极重的戴笠也不例外。加上此时胡蝶与丈夫还没有离婚，戴笠也不愿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可如果要让戴笠与胡碟分离开来，这时的他已经做不到了。戴笠觉得自己活了四十多岁才好不容易得到了意中人，他是不会轻易放弃胡蝶的。戴笠与胡蝶在婚姻的事情上深谈过多次，在选择了多种方案后，最后俩人商定抗战一结束胡蝶就与丈夫办理离婚，而后戴笠正式迎娶胡蝶。
1946年胡蝶随戴笠回到了她思念了八年之久的上海，戴笠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要明媒正娶她为妻。对胡蝶对了真情的戴笠说:“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与你正式结为夫妻，你是我的惟一，其他什么事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我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与你正式结婚。”听了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女人会一点都不心动，为了达到和胡蝶结婚的目的，戴笠再次安排潜伏特务拘押了潘有声，并暗中让人诱劝他解除与胡蝶的夫妻关系，以便他与胡蝶正式结婚。期待着与家人团聚的胡蝶含着眼泪对丈夫说:“有声，虽然我们办了离婚手续，但是我的心是永远属于你的，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对潘有声有感情是真实的，但这时的胡蝶应该是对戴笠也有了感情的，说这样的话只是出于胡蝶处世的圆润，让丈夫在接受这份屈辱时心里好受些。在我看来胡蝶是一个非常识实物的人，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自始至终在胡蝶的人生轨迹几个重要的事件当中，我始终觉得她是做了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但是未必是她内心的选择。她周旋在丈夫与情人中间，颇是委曲求全了一阵，但是却两边都没得罪。
就在戴笠一心准备在1946年3月下旬与胡蝶正式举行婚礼时，他却因飞机失事烧死在南京西郊的戴山上。得知戴笠死于非命之后，胡蝶第一时间就回到了潘有声身边。因为知道胡蝶讨好戴笠中有一多半是为了他的生命安全，所以潘有声没有怪她，张开怀抱重新接纳了她。
对这段经历胡蝶终身缄口不言，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后来在胡蝶的回忆录中，她没有提及这段历史，只是写了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大多来自于工作，从这点上也可看出胡蝶处世的圆滑，同时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胡蝶与阮玲玉在性格上的差别。当年阮玲玉选择了自杀，还要写封遗书，说什么“人言可畏”，把所有的事情交待得清清楚楚。一个努力记住痛苦的人，她必然总在痛苦中生活。阮玲玉比胡蝶输就输在这里。当时在访欧途中的胡蝶痛哭失声。其实胡蝶所经历的非难并不少于阮玲玉，光是九·一八前夜与张学良翩翩起舞这顶祸国的帽子就足以致人死地。其后被戴笠幽禁，家庭离散，作为一个女人，她要经受的绝非易事。但胡蝶居然都一一挺了过去。说到底还是性格使然。传统文化中忍耐、屈伸的哲学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作家沈寂说：“有人因此就把胡蝶说的很坏，我觉得不能这样看，那个时候她没办法。”石俊也说：“她所遭遇的坎坷，其实远远比其他人多得多，但她永远是微笑着的，微笑的胡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