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就坐在我对面的一张小矮凳上，同行的人用海南话告诉她我是记者，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老人便点头，朝着说话的人，也朝着我，然后就看着我，像在期待着回答我些什么。
而事实上第一次在衬亚扁阿婆家，我什么也没有问她。我和老人面对面的坐着，这时她17岁的孙女来看她。老人拉着孙女儿的手，亲切而又平静地说着话。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明白，那时我只是一直在猜想老人当年被日本兵抓走时，是不是和她的孙女儿一样的美丽？老人在看着孙女儿时，不知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那段凋零的花季？
第二次去陈亚扁阿婆家，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时她仍请我坐在那张铺着光洁的席的木板床上，她仍到边屋里换上了那件干净的衣裳，然后仍坐在我对面的那张小矮凳上。但这次她没有看着我，而是拿过放在墙边的那个用塑料可乐瓶改造成的水烟筒，她慢慢装好烟丝，然后将烟筒堵在嘴上，点燃。老人深深地吸了一下，又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说：“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你问吧。”
老人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再慢慢吐出。她并不等我问，便开始了她那辛酸地叙述。
1942年，乌牙峒的春天和往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到来了。门前屋后的椰树并没有和其它的季节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由于一场接一场的雨，让这个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冷些。
我出生在1927年12月16日的那天清晨，1942年那一年我刚刚15岁。因为出世的时候，浑身红润，脑儿扁平，长得非常可爱，父亲就把我取名为“亚扁”，“亚扁”在黎语中是美丽非凡的意思，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我的父亲陈其义是甲长，他精明能干，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很受乡亲尊敬；母亲善良贤淑，善于持家。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三。虽然家庭谈不上富有，但吃穿应酬一年四季不愁。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当时，我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编织桶裙，和我一起在家干活的还有刚过门的嫂子，和还没出嫁的姐姐，她俩在舂米，我们三个人边干活边说着话。
突然，两个日本兵闯进了家门，我们烂嫂三人被端着抢的日本兵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是好。日本兵叽哩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话，眼睛在我们烂嫂三人的身上一遍一遍来回地扫着，最后停在了我的身上。这时两个日本兵就将被吓呆的姐姐和嫂子赶到屋外，然后拉起惊慌得浑身发抖的我调戏。他们先用匕首割断系在我身上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接着就拼命地在我身上乱抓乱捏，最后剥光了我的衣裙，把我按倒在地上，轮J……
我拼命挣扎，疼得撕心裂肺地喊着，可他们不管我死活，边强J边兴奋地狂叫。我的身体大量出血，直到我昏死过去他们才罢休。
从那以后，那两个日本兵就经常来欺负我。有时把我抓到军营中，有时就在马背上，或者在村寨外糟蹋，稍有不从就会被毒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