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乌六年（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范旃大将范寻为扶南王时，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和南海诸国。两人归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这是研究东吴与外国交往的重要资料，可惜二书均已失传，仅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中残存一些片断引文。
军事
孙权在位时期，曾多次出兵北伐，发动两次合肥之战，意图由此进攻曹魏，虽各有胜负，最终还是失败。
嘉禾六年（237年），辽东太守公孙渊背叛曹魏，自立为燕王，孙权曾派羊衜远征辽东，但公孙渊已于赤乌元年（238年）为司马懿攻灭，吴军便攻打旅顺口的魏军海防城堡牧羊城，击败魏将张持、高虑。
孙权称帝后在山越地区设立郡县，扩充领地。山越人是秦汉时期百越的后代，为了逃避原来苛重的赋税，逃进山林中，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和社会，拒绝向孙权政权交纳租税。开始，孙权派兵镇压，但收效不大。为了集中兵力对外用兵，解除后顾之忧，孙权调集重兵开始对付山越人。大将吕范、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等领兵合围，逐渐将山越人的领袖抓获，其他山越人区别对待：强壮的青年人充实军队，老人、妇女统一管理，从事农业生产。孙权集中兵力终于解决了山越人的问题，后方得以彻底稳固，这为他下一步对外用兵奠定了基础。
经济
孙权对辽东的经略，使当时东吴政权蒙受到一些损失，付出了代价，正如其通夷洲、亶洲时也曾蒙受损失一样，但是，它对于历史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是开辟了江左直通东北地区的海上交通。在孙吴以前，北部沿海的航线已经分段开通，先秦秦汉时期已先后开通了由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的航道，由江浙沿海至山东半岛的航道。但是，由于东汉时期江左地区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还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中心和大都会，因此这条航道的来往并不频繁，而且还没有开通从江左直达辽东半岛的航路。孙吴立国江左后，这里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以建业为代表的大都会，因此有了进一步开通北部航海运输的需求。孙权频繁通使辽东，使江左与辽东地区的直通航线得以开通。这条航道，如胡三省所说：从建康（今南京）沿长江东下，在长江口北端海门附近之料角转向北行驶，傍黄海海岸北行，绕过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再进入登州大洋，即威海、烟台北部海域，再沿庙岛列岛北上，经大谢岛（即长岛）、乌湖岛（即北城隍岛）等，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都里镇即马石津，亦即三国时期的沓津（或称沓、沓渚），即今辽宁旅顺附近。沓津在三国时期已发展为孙吴与辽东通航通商的重要港口。孙吴出使辽东的船队即停泊于此，在这里进行互市。再由此处上岸由陆路至公孙渊首府襄平（今辽宁朝阳）。
这条海道的开通，便利了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此后，历东晋南朝，这条航道便日益繁忙起来，成为六朝时期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交通的重要线路。有了这条海道，东晋南朝时期，得以越过北方的胡族政权，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朝鲜半岛诸国建立了交往，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孙权对辽东的经略，加速了江左与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通过这种交往，孙权除了从东北地区得到马匹以外，双方还互赠特产。这种交往，对于两地的物产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晋人孙楚在遗孙皓书中说江左以纺织品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传到了东北，东北以貂马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传到了江南。这对于加快两地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江左的蚕桑也是通过这条海道传至辽东地区的。
由于孙权大力开拓海上事业并且开拓江南，因此在中国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他死后的待遇与他的功绩完全不成正比，诗人曾极在其作品《吴大帝陵》中提到“四十帝中功第一，坏陵无主使人愁”，刘克庄也在《吴大帝庙》中叹息“今人浑忘却，江左是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