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
1978年1月，我走出北大校门，不久之后，就到伊拉克担任阿语翻译。两年的国外翻译生涯，使我感到我不适合当翻译。因为我生性喜欢创新，而翻译工作又恰恰是一种因循守旧、死背硬记和文字到文字的死板工作。那个时候国内刚刚对外开放，懂外语的人非常吃香，出国、赚汇、做生意都是很赚钱的事情，我非常注意强化英语和日语学习，并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畅销小说《追踪红十月号潜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外语和计算机为工具，广泛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资料，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最后得出个人独特而客观的观点和思考，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20多年矢志不渝，我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崎岖的小路一直颠簸着走了下来。当年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如今已进入暮气沉沉的不惑之年，曾与我一同共事的同学、同事有的当了大款、老板、经理、外企雇员、专业翻译、zf高官，而我还在从事我喜爱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仍然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穷教书先生。
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少人在用干部、评职称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牵连。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由于有多项成果获奖，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后转为教授)，1993年享受国家zf特殊津贴。已有十几部著作出版，并在一些学会和院校中担任常务理事、理事和兼职教授等职务。我虽然没法与那些大家相比，但也并非一事无成。我想用自己的成就明白地告诉世人，不要嫌弃这些“工农兵学员”，他们毕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承上启下，我们的社会将会怎样？
告诉你我成功的秘决
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有后劲”。20多年的社会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种后劲是什么？其实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素质教育”。人才的培养，不能光注重分数，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我不懂医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但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人的智力是可塑的。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们在用功，能吃苦，很勤奋，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这个意思。我在想，人的大脑或许有多个分区，功能各异，音乐、绘画、歌舞等文艺是一类，外语、口才、演讲是一类，数学、物理、化学、电子是一类，文学、历史、政治算一类，如此纵横交错，相互刺激，所以这些信息在大脑中经过相互碰撞后激活并产生智慧的火花，灵感、观点、创造、发明等新的知识随之而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小受点苦，受些罪，多干点力气活。多接触些社会，多经受些挫折，并不是件坏事，如今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但我吃苦、用功、自勉等学习、生活、处事的习惯依然如前。我在写《下一个目标是谁》这本书期间，便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人独处近20天，天天方便面、蒸南瓜、喝稀饭，整整过了20天的苦行僧生活。这些对别人讲可能没人相信，但我却自感苦中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