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桥梁的使用寿命，除少数重点关注的世界级特大型桥梁外，绝大多数桥梁质量没有与工程造价的增长成正比，有些桥梁建成没多久就出现大修，有些通车几年就重新进行桥面铺装。”一位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最开始工作时，高征铨也被各种“赶超”“跨越”的口号感染过。为了提高工程速度，他把各种指标都控制在临界值。他甚至为了“给国家省点钢材”，搜索自己学习到的每一处知识，想要“抽掉任何一根还能抽掉的钢筋”。
如今，他却感叹“维护桥梁的工作量太大”。常年担任工程顾问的高征铨说，在工地上，自己“既有技术工作，也有人文工作”。
1993年，在广东虎门大桥的施工现场，工人在清理工地上的密林时，发现了虎门的古炮台。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要求停工，要先完成考古工作后再复工。
当时虎门大桥是楞东省的重点工程，省领导多次到现场考察，询问工程进度。
“当时他们（工程负责人）认为自己是‘头号工程’，什么都挡不住。”高征铨回忆，“每次文物专家来工地时，双方都是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高征铨，曾经目睹过自己童年时经常在上面玩耍的城墙被拆除，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当即决定，“不能再一次对不起老祖宗。”
“文物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历史遗存，在现场，必须尊重文物专家，要耐心听他们的意见。”高征铨后来被授权负责与文物专家接触协调，他规定在谈判现场，工程方只能由自己一个人发言，“其他人一说话老是觉得自己是重点工程，但是你必须深刻理解对文物有那么深厚感情的专家，他们真是把那些文物当成自己的命。”
即使已经过了20多年，说起这些事高征铨还是用手指敲着桌子，摆着头闭上眼，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