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已经出现微型计算机，但是大部分工程软件还只能在笨重的大型计算机上运行。大型计算机很少，每天都有人排队等着使用，轮到高征铨时往往已经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了。
后来高征铨组织团队，研究把SAP5移植到内存只有512Kb的微机上。为了这项技术，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计算数据。
“草纸能堆满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高征铨伸开胳膊，比画出房间的大小。
移植成功后，永和桥的计算速度和精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时，建造永和桥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每一步都需要摸索。等永和桥竣工时，高征铨也掌握了一套斜拉桥的建造理论。
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高征铨感到一切突然都“快”了起来。从1992年到2000年，他在工地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还记得有一年，广东省同时开建了4座特大桥。
这让他感兴奋，“赶上了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才能的时代”。
他慢慢发现，工地上的技术指挥人员越来越年轻，有些人“大学毕业两年就去主持修桥”。再到后来，几乎每条关于大桥的新闻标题上，都会出现“最”或者“第一”的字眼。
“现在我们敢说自己是桥梁大国，但还不是桥梁强国，就是因为我们的理论体系还是落后的。”对于中国桥梁创造的各种世界之“最”，高征铨认为那些个别指标的提升并不能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到2015年年底，在中国已建成的近80万座公路桥梁里，有7.96万座危桥。这意味着，平均10座公路桥里，就有1座处于“危桥”状态。
相关统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