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当时我怕麻烦她，没有请她找来此书看看。她还称赞汾阳人吃饭很讲究，很会做面食。当时，我感觉她知识渊博，谈吐高雅，又平易近人，很喜欢和她聊天，只是不敢多耽误她的时间。现在看来，能够亲眼见到这位名噪国内外的“一代名媛”和“当代中国第一才女”，并直接同她谈过话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平民学生，竟能几次亲聆她的教诲，真可谓三生有幸。
1952年院系调整后，梁从诫与我都转到了北京大学，此后我就很少再去他家了。但还不时从梁从诫那里听到一些他父母的情况。特别是当北京大兴拆牌楼、拆城墙时，梁先生、林先生都坚决反对。
他们想不通，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沧桑的稀世古城，解放时好不容易从炮火中拯救出来，现在和平环境中，反而要被拆毁呢？为什么在博物馆的玻璃罩里要那么精心地保存几块出土的残砖碎瓦，而同时却要把保存完好的世界第一的这处雄伟的古建筑亲手拆得片瓦不留呢？他们为此曾多次痛哭流涕地向彭真市长陈述反对意见，并与他们的老友、当时主管此事的吴晗副市长进行激烈争吵。
林徽因曾明确地警告说：“你们今天拆毁了这些真古董，以后迟早会后悔的。那时再造的只能是些假古董了。”果然，近年来前门大街、大栅栏等多处古建筑被修复，永定门城楼被重建，听说还在收集北京城墙古砖，准备修复一段仿古城墙。
不幸林徽因先生一语成谶！而她在焦虑中一病不起，于1955年4月1日病逝。在丧妻之痛中，梁思成先生又成为批判“大屋顶复古思想”的重要靶子。“文化大革.命”中，梁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严重迫害，并被遣送到江西某农场劳动，1972年病重逝世。
二战末期，梁先生曾阻止美国空军炸毁日本古都奈良、京都，日本人因此为梁先生铸铜像纪念。但在和平时期，却未能阻止拆毁北京城墙，这是梁先生至死引为遗憾之事。
创建“自然之友”
梁从诫1954年毕业后，曾师从陈翰笙先生攻读世界史研究生，毕业后赴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62年回到北京，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世界史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梁从诫被诬为“梁三子”（保皇檔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进行残酷批斗，后下放到江西某“五七干校”劳动近10年。
1978年才回到北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创办《百科知识》及《知识分子》杂志。在此期间，有两次国外的百科全书访华团拜访邓小平，梁从诫全程担任邓小平的翻译。1988年，他毅然辞去公职，应聘到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1989年起，梁从诫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为常委）。
1993年开始，创建并领导我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他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对开展环保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为了环保，他在市内活动大多骑自行车，以致一次骑车去政协开会，竟被门卫挡驾。他为保护云南金丝猴赖以生存的原始森林，而向新闻媒体和中-央-领导呼吁；为拯救濒于灭绝的可可西里藏羚羊而致函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请其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贸易。
布莱尔当天即回信表示支持，并于次日与他会见畅谈。他多次在政协会上提出建议，将污染大户首钢迁出北京，如今终于实现。由于对我国环保事业的卓越贡献，梁从诫曾获得国内外数十种奖项。但他还有很多有关环保的宝贵意见没能付诸实施，这有待他的继承者们继续奋斗。
梁从诫生前曾自嘲他们家“三代都是失败者”，而且“一代不如一代”。我却认为，他们家三代都是领风气之先，在不同领域都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只是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阻遏，他们的积极作用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已！在一个多世纪中，一家三代接连出了四位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声誉的名人，这更是不多见的。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