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文化，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檔，从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到1963年，开始了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方面的经历。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七年后，褚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
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当时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摇身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最红的国企红人。
某卷烟厂请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能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开始了这一神话的终结。褚时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褚案既出，官民俱感震惊。
在光耀四方的国资名义的“红塔”之外，褚时健建立了一个十多亿高的“私塔”“秘密账户”，虽然每年都有国家审计，竟然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褚时健的贪污形式即直接从这个账户将公款划入私人名下，并无技术含量。
但大批困境中的国企却迫切需要褚时健式的经营人才，当时官方的议题是如何“善待”他们。而民间反腐声浪渐高，官方对他们爱怨交加。
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褚时健功劳太大，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取证，涉及到量刑却颇费周章。主审法官当时强调的并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
中央纪委领导最终提出的一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起多少升华出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件定了调。
1998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国企利益改革的垫脚石
褚案的判决结果成为世纪交接时国内最重大的议题之一。体制内外，众说纷纭。
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涉案金额空前，超过当时全国已经披露的最高腐败金额若干倍，对体制内外形成极大的刺激，更因为它呈现了当时已经开始困扰国人的“世纪难题”转型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国企官员的管理。
旧的管理已经松动，新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远远高于地平线的“红塔”，是财政的现实依托，也寄托着体制的某种希望。
然而现实却并没有因为希望的存在而有所改变。1978年以来，中国短暂的商业史中，那些盛极一时而如今已被人淡忘的企业家不胜枚举。
继褚时健之后，李经纬、郑俊怀等同样功名卓着不让于他的企业家也倒在同样的事情上。
当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企覚n渎咚倨鸱傻木萌闷笠导颐潜黄却犹炻硇锌盏南胂笙蛳质底怕剑婊植磺濉⒉ú磺宓氖贝尘爸苯哟呋苏獬〖逶陕涞那娜焕戳佟�
核心事实是，褚时健在红塔集团工作18年，给国家创造了1400亿元的利润，让一个无名烟厂举世闻名。而自身的全部收入加起来却只有60多万元。换言之，他为红塔集团每创造17万元的收益所获得的个人报酬只有一块钱。
“一开始触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想做，可后来为了让父母子女生活得好一点，也就慢慢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