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知道，从现行法律条文看，“告知”死刑犯的即将被执行的“死刑宣判”似乎还不是“法定义务”。可是，我同时也就想到“人性化”管理这一颇为时髦的概念。特别是在司法领域，“人性化”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实践中已经如此。罪犯在押服刑期间，有的可以在监狱中“过生日”。有的劳教人员可以申请“夫妻同居”，在高墙内享受2～3日的“二人世界”；有的服刑人员可以成为“周末夫妻”；监狱内还可以开“鸳鸯房”；有的还可以结婚。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规定，适当增加女犯家属接见的次数和时间，有条件的可安排亲情会见，允许与未成年子女共度节假日；允许女犯在参加社会活动或会见时化淡妆。等等。——所有这一切，法律上好像也没有明确之规定，从管理当局说，并非其“法定义务”，但他们却都在实行。从这个大的背景看，司法领域的“人性化”云云，至少在马家身上并未充分体现，深表遗憾。
我不愿意过多地谈论或提到“社会歧视”的问题。我之所以在“歧视”二字前边特意加上“社会”这样两个字，因为我认为，“歧视”问题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不足为怪。当然，这里也有个存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别。马加爵曾经受到某种歧视，如今不说了。从理论上讲，在国家机关和有较高思想素养和文明程度的阶层，这种歧视现象或其程度应该是最少或最小的。因此，在我想来，特别是在司法部门，这种歧视现象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存在的。然而，耳闻目睹现实生活的一些怪异现象，有时我不能不对自己的天真想法产生某种怀疑。——现下，或许也是由于不知情的缘故，我也就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譬如我设想，如果马加爵的姐姐马春泉是某省公安厅长妻子的弟媳妇，或者是某位省长哪怕仅仅是其表兄弟的小姨子，那么，在最后“死刑宣判”的时刻，昆明司法当局是否也同样将其“拒之门外”？还有马建夫，如果他不是偏僻山村的一个农民，而是一位中国驻外使馆的一名政务参赞，或者哪怕仅仅是某个地级市委书.记个人“专车”司机的舅舅，那么，昆明方面是否也如此这般地连个“死讯”也不能“告知”一声呢？看来，人活在世上，真的如某个电视剧中所说的那样，人不能活“低”了……
马加爵走了，永远地走了，带着深深的愧疚和“失败”走了；他的家人，在度日如年的等待中，与马加爵见上最后一面的渴望已成泡影。
我只想说，请“善待”我们啦和国的每一个公民，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与贵贱。
至此，我已经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