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3年多。1953年12月9日，病情好转后，他与孟庆树、两个孩子以及保姆陈启珍又回到国内，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法制委员会被撤销，王明此后在zf内再没有任何职务。
1955年初，王明因胆囊炎急性发作，再次住进北京医院。王明再次向檔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檔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们送到机场。王明去苏联以后，秘书田书元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王明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zf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此后到去世为止，王明再没有回过国。
在1956年檔的八大上，虽然王明还在莫斯科养病，没有能够出席会议，但檔中央和毛主席本着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就这样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名列倒数第一。
檔中央在生活上对王明一直是优待的。王明去苏联养病期间，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他们要药品、要物、要人，zf都给予满足。先后往苏联派去了为王明服务的西医、中医、护士、警卫员、保姆等人，不满意的人选随时可以撤换。王明工资是行政五级，孟庆树八级，秘书田书元代领俩人工资，换成卢布半年一次寄往苏联，共3300个卢布。“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已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过工资和物品。
“文革”期间的王明及其家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时又在苏联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王明在国内受到批判。
在批孔评儒和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也编印成册，“打倒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王明”的口号也开始出现。
王明当时被认为是已定性的“死老虎”，而且他又不在国内，所以仅仅是在一些报刊上受点文字批评而已，但王明在国内的亲属却难以避免受到牵连。王明后来了解到有的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王明后来撰文说：“‘文化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懈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苏联学习，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的斗争，因此在‘文化革.命’初期，北京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对她进行攻击。此外，红卫兵还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红卫兵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还把她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1966年6月，王明写了一首诗；“北京城内孟公府，二号门牌我家有。红卫兵临全部毁，白头母死众邻嗟。积书千卷成灰烬，存稿百篇付浪沙。父骨抛山伤警卫，……”在诗选的注释中，王明说“不料毛主席……1966年夏，即下令红卫兵把父尸掘出抛弃!”
其实砸陈聘之坟墓一事，并非毛主席授意而为。1957年5月，陈聘之病故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坟前有“子，陈绍禹、陈绍伟，女，陈映民，立”的碑文。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有的批判文章说：“王明是地主家庭。”因此，红卫兵在“横扫四旧”时，就冲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见到这里有王明父亲的坟墓，在一片“砸掉王明狗父亲的坟墓”的怒吼声中，砸碎了墓碑，掘了坟墓。所以，王明父亲之墓被砸确有其事。但这只是红卫兵的自发行动，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红卫兵们采取的过火行动，并不是王明所说的“红卫兵按照毛主席的命令”行事。陈聘之的墓碑被红卫兵砸成三段，碑座和碑身被砸开，碑身又被砸成一大一小两块。坟包也被掘了一下，但并没有对陈聘之进行鞭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