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大区筹建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檔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在陈谦让时，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
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檔活动作了配合。
检查的结尾处，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8顶“帽子”：(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檔内地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此后，饶就无所事事，等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步外，足不出户。
怎么处理高、饶呢?高岗自杀前，毛主席曾表示过，打算在高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对于饶漱石，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中，檔中央反复研究过处理方案，我都参与了。当时，中央只打算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檔籍。
事件升级
饶漱石的问题发生意外
不料，全国檔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檔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檔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檔籍”。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是怎么造成的?据我了解，主要有以下3点：
其一，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
1954年底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苏联共产檔与南斯拉夫共产檔和解、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的新情况。这个消息在我国见报后，饶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先后向陈麒章(饶的秘书)等人大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檔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一再表示他要向檔中央申诉冤屈。陈麒章等将饶的这种反常表现如实地向中央办公厅分别写了两份书面汇报。这两份书面汇报由全国檔代表会议秘书处印发给全体代表，作为讨论高、饶问题的参考资料。饶的翻案行为把代表们惹火了。
其二，扬帆案件，火上浇油。
全国檔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
本来，参加全国檔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得知饶漱石闹翻案，已经很恼火，看过反映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大批敌特分子的材料，很自然地把它同毛主席开幕词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联系起来，更加群情激愤，认为饶的问题已经超出犯错误范围，而是对檔对人民犯了罪;进而对饶的政治历史提出了疑问，还联系到他抗日战争时期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究竟是如他安抵苏北后给中央电报中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收买敌连长成功”，还是被俘后叛*变而被派回来充当内奸的。毛主席在做会议结论说到高、饶问题时，提的已经不只是高、饶两个人的联盟，而是高岗反檔集团和饶漱石反檔集团(在饶的反檔集团里点了扬帆和向明的名)的联盟。
其三，潘汉年的“交代”，引发更大“爆炸”。
1955年3月下旬，当全国檔代表会议的议程进入“高、饶问题”后，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扬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联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导致问题很困难。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檔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檔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