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底,粟戎生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经上级批准,从部队立即赶回北京,赶到解放军总医院,这时父亲已垂危。2月5日下午4时33分,粟裕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粟戎生悲痛欲绝。粟裕逝世后,粟戎生“在整理骨灰的时候筛出来3块弹片——大的一块黄豆粒那么大,小的两块绿豆那么大。后来,我家送了军科一块——最大的一块,两块小的我留着”。这些弹片在将军的颅骨里已经整整54年,就是后来折磨将军数十年的头疼病的根源所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曾点将,令粟裕担负抗美援朝战争的指挥重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总理周恩来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中国国防问题,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4个军以及配属的炮兵、空军等部队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得知毛主席亲自点将,粟裕深感这是中/共对自己的信任,觉得义不容辞,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他要求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三野九兵团参战。
不料,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征正折磨着粟裕,加之他的头痛病情日益加重,头痛眼晕得非常厉害,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只能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线上。他不得不向毛主席报告病情。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专门到山东青岛疗养。半个月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心急如焚,特地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主席,再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
毛主席看到粟裕的信,立即复信:“粟裕同志: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修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
后来,中/共才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与苏联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继续治疗。可是,他在那里治疗数月后,仍没有检查到弹片在颅内,也没有完全解除头疼的痛苦。
“父亲在青壮年时期的战斗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积劳成疾,老年患有多种重病。1981年他在已经患有高血压、心肌梗塞、胃癌等多种病史的情况下,又患了脑溢血和脑血栓。他顽强地同疾病战斗着,丝毫没有减少对祖国安危的关心。他对我说未来的战争我不一定看得到了,一旦打起来,要靠你们这一代了。他把殷切的希望寄于革.命的下一代。”粟戎生说。
1983年5月,粟戎生被调任为陆军野战部队师长。行前,粟戎生去医院向父亲辞行,“这时父亲的病情更重了,说话已很吃力,不能同过去一样对我作更多的嘱咐了。他只是说,师这一级很重要,连、团、师的锻炼对军队干部极为重要”。粟戎生说,还是和以往一样,父亲跟自己没聊家务琐事。
粟戎生说,生前父亲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作战经历,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头痛的真实原因,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父亲去世时,他留下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他的骨灰遍洒在他曾身经数百战的大地上,为得是和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我手上留的两块弹片,可以说是我全家的传家宝。他没有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但父亲给我们精神的东西很富足!”
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夫妇和儿子粟戎生
红色征程常忆及
10年前的一天,南昌起义将帅子女一行20多人来到英雄城南昌的八一广场,在八一南昌起义英雄纪念塔下举行隆重的献花篮悼念仪式。粟戎生一行默默地将花蓝敬献在纪念碑下,把满腔的怀念都寄托在鲜花之中,他们向纪念碑鞠躬、再鞠躬!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圆形大厅里,八一军旗映衬着步抢雕塑,象征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抢。庄严肃穆的气氛深深地感染着粟戎生等南昌起义将帅子女们。面对一幅幅历史图片和复原雕像,粟戎生边参观,边追忆父辈硝烟弥漫的岁月。
南昌起义时,20岁的粟裕隶属于叶挺二十四师教导队,担任起义军革.命委员会的警卫工作,主要负责警卫起义军指挥部所在的江西大旅社的安全。起义总指挥部设在江西大旅社,这是一座4层楼房,进门是一个长方形天井,穿过天井是宴会厅,叫喜庆厅。二楼大套间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那些天,喜庆厅人来人往,大都为贺龙20军、叶挺24师的高级将领,二楼的灯光彻夜通明,粟裕预感有重大行动,作为警卫队班长的他格外警觉,在喜庆厅门口设了双岗,严禁外人入内,还架着两挺俄式水联珠重机抢,抢口对着旅社门外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