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27日，黄菊在青浦农民家中调研。图片来源：《黄菊》画册
【二】
回想我和黄菊同志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93年7月。那时我刚被任命为市委副秘书长兼市zf副秘书长，市委主要领导与我进行任职谈话后不久，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的黄菊同志也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黄菊同志有两处办公室，市长办公室在中山东一路12号，那是市zf所在地，市委副书.记办公室在康平路165号，简称“康办”，那是市委所在地。市委市zf两个办公厅的同志有时也把这两处按地理位置简称为“东边”和“西边”，大家一听就明白了。那时“西边康办”那栋三层高的办公楼十分简陋，走楼梯时地板会吱吱发响，市消防局已将那栋楼定性为危房。我们当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办公室与市委书.记、副书.记的办公室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约20平方米。我的办公室在三楼，底下正好是黄菊同志的办公室，记得有一年上海下暴雨，屋顶漏水，直往地上滴，我怕水渗到二楼黄菊同志的办公室，请服务员拿来一只大脸盆盛接滴水，满了就倒在厕所里。那栋楼在1997年初已经拆除，原地建造了现在的市委办公厅大楼。
黄菊同志语气平和，言辞平实，足足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拿着市委办公厅刚发给我的深绿封面的笔记本，唰唰地记着。主要是他讲我听，有时我觉得还没听清楚，会插上几句问个明白。那天他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市委副秘书长兼市zf副秘书长这种安排以前没有过，这是一个尝试，目的是要把本市的不稳定因素的协调处理统到一位副秘书长身上，防止扯皮。希望我不辜负市委、市zf领导的希望，做好这项工作。二是详细罗列了影响上海社会稳定的十五个问题，其中有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也有发展中冒出的新问题，要我高度重视。三是把各位副市长的分工向我作了介绍，还有市zf的各种例会，如：每周的市长办公会、每月的专题会以及市zf扩大会议等。并告诉我，他本人每逢周一、三、五上午都在市zf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市委办公，随时可以找到他。我那时刚从基层调到市里，对高层工作环境两眼一抹黑，曾经还闹过笑话：在一次消防安全会前，大家都候在休息室里，一位副市长走了进来，很随意地与我招呼握手，我因不认识他，竟脱口问了一句“您贵姓啊”，旁边一位同志急忙推推我悄声说，这是某副市长呀，我窘不待言。所以黄菊同志这次与我约谈，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副秘书长来说，是十分受用的，好像是一次上岗前的培训。
这次谈话令我吃惊的是，黄菊同志作为一个大上海的市长，日理万机，居然不用任何提示，条理清晰地罗列出本市的不稳定问题，一一道来，既说清了矛盾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报出具体的时间和数字。这些社会矛盾，大多涉及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我的笔记本至今保存完整，本子上清楚地记着：50年代上海赴江西垦民；60年代赴疆支青；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返乡人员；“文革”期间支内职工；上山下乡知青；大三线职工；上海绣花女工；落政人员；农民征地工；下岗工人；动拆迁……一共有十五类。他讲到60年代赴疆支青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青时，专门解释了“支青”和“知青”的政策区别，以及矛盾所在。讲到上海绣花女工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黄菊同志告诉我，50年代后期，上海第二轻工业局所属上海绣品厂专门生产出口创汇的机绣商品，外包给市区的家庭妇女，她们到工厂领料，用自家的缝纫机在家里加工，按件取酬，被称为“绣花女工”，鼎盛时期多达2000多人。到了80年代，出口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工厂亏损，逐步减少了这种外包形式，这些妇女停产后在家无事可干，家庭收入受影响，且都已年近60岁，于是就到市里上访，进而静坐、绝食，要求与正式工一样享受“劳保”和“养老金”。黄菊同志动情地说，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最终是一定要解决的，但现在政策不能开口子，类似的问题太多，牵一发动全身，目前只能通过帮困，个案解决。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黄菊同志为人低调、谦虚，行事严谨、规范，哪怕是一次与部下的约谈，他都是作了认真准备的。黄菊同志出身平民家庭，熟知民众疾苦，他对老百姓怀着深厚的感情，谈到这些社会矛盾时，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就像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从1996年起，和夫人余慧文同志一起每年各捐出一个月工资，用于帮困助学；2002年底，在赴中央工作前，还一次性捐了3万元，这些善举都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