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一刻钟后，我们又返回廊桥，此时机上客人已陆续离去，余慧文同志一行步出机舱。黄菊同志的晚辈双手敬捧遗像和灵盒，亲属们紧随其后。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在市委工作期间，曾多次在上海机场迎送过黄菊同志，彼时彼景还在眼前，今天已物是人非，很是心酸。余慧文同志见面就说：“今天老天爷非常帮忙，一切顺利，飞机提前了25分钟到达上海。”尹弘同志和余慧文同志一行握手问候，分别登车，径直开往福寿园。福寿园位于上海青浦区，在这个陵园里安葬着章士钊、蔡元培等数百名中华各界名人，包括我檔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同志夫妇也安葬于此。黄菊同志灵盒将在此落葬。
黄菊同志是2007年6月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的。这年5月下旬，上海市委召开第九次檔代会，我因年龄原因从市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5月31日，黄菊同志病情不好，报经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后，我专程赶去北京协和医院探望他。傍晚时分，我走进病房，里面气氛十分沉闷，黄菊同志已呈昏睡状，夫人余慧文等人陪伴在旁，一脸愁容。我们相视无语，沉重地握了握手。医疗专家组告诉我们，首长情况极其不好，我知道此刻再多的安慰话都是多余的了。余慧文同志克制感情简要地向我介绍这些天的抢救情况。在黄菊同志患病后的整个医疗过程中，夫人余慧文日日夜夜随侍左右，精心护理。她研读了很多有关医药书籍，先后参加了很多次会诊，上网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我觉得她已经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了，平时居然可以与医生们专业对话，探讨治疗方案。我虽然身在上海，但对黄菊同志的病情一直十分关注。2006年初，黄菊同志得重病后，我曾多次往返北京探视，他总是坦然以对。这年10月，我专程赶到北京，接他返回上海，在华东医院接受治疗，前后有4个多月。那段时间，他的病情相对稳定，我也常去陪他，其实他也知道死神一直在追他，他感到疲惫衰弱，时有隐痛，但十分坚强，仍不断操心工作，多次在西郊宾馆接待中外来宾，甚至往返北京参加全国性的重要会议，我很敬佩他的意志和执着。所以余慧文同志对黄菊同志病情的介绍，我是清楚的。但始料未及的是，我刚到协和医院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日，黄菊同志的病情急剧恶化，估计难熬过这一二天。考虑到这一情况，我立即在医院里向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并继续留在医院照护。入夜，病人生理机能已只能靠机器维持，约半夜11点，有通知来，中央高层领导要来作最后的探望。约子夜1点，前来探望的多位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已先后离去，此时已是6月2日，我又匆匆赶回二楼病房，与黄菊同志家人一起守候在病房旁。2点零3分，医院正式宣布，黄菊同志逝世。余慧文同志悲痛欲绝，大家相继劝慰。这时我才知道，就在一周前，余慧文同志已在协和医院的病理解剖志愿书上签了字，遵照黄菊同志遗愿，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以尽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其实黄菊同志的这个心愿早在1998年的一次市委常委会的民主生活会上就曾说过，他读了《解放日报》意在破世俗偏见、树文明新风的一组文章“母子捐遗体，风波骤然起”后，心情很不平静，特意请了卫生局长和市红十字会领导，表示坚决支持和倡导社会文明新风，身后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事业，随即他就与上海红十字会签约。同年5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刊登例黄菊同志志愿捐献遗体的消息。
病房里，护士很专业地对遗体进行了保护性护理，覆盖上白床单，放上鲜花，又手脚麻利地把病房内的抢救器具、医疗药品一一撤出。我们向黄菊同志遗体默哀鞠躬，每人献上一支黄花。凌晨3点，遗体被推离病房，我告别余慧文同志及其家人，离开了医院。这天是星期六，天还没亮，街上还没有行人，黄菊同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尽了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捐献了遗体，他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菊同志出生在上海，又在上海工作了40多年，对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上海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也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大发展、大变化的时期，他呕心沥血，带领上海干部和群众，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根据夫人余慧文同志的请求，经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将黄菊同志灵盒从北京八宝山迁往上海青浦福寿园公墓安葬，圆了亲人们的梦，入土为安。
上海青浦福寿园已经精心布置了一间肃穆的灵堂，我凝视炯炯有神的黄菊同志遗像，感慨唏嘘，双手颤栗着献上一束黄绸结，喉底深处冒出了一句：“黄菊同志，您终于回家了。”余慧文同志站在灵台旁，面对着黄菊同志遗像，接过我的话，深情地说：刘云耕同志来接你了，当年在北京也是刘云耕同志来送你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