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号陶大哭。袁殊没有像关露，先后精神分裂多次，终无奈自尽。在狱中，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主席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檔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直到1982年平反后，还写了不少文章。他一生留下的文字近千万字。
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研究。同时，也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首创将journalism翻译为集纳主义。）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
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袁殊，直到今天仍以其扑朔迷离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是他的“道行太深”了，直到今天仍不能辨明他“间谍”的本来面目。但他应是无悔了。在全人类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他毕竟为自己立下了丰碑。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袁殊的子女现状:
1977年5月，北京站，一趟列车刚刚靠站。站台上，32岁的曾龙在约定车厢的中间位置，紧张地看着从两边车门下车的乘客，寻找阔别22年的父亲。
他的父亲，就是解放前曾打入国民檔军统、中统，汪伪政权、日本特务机关，有“五重间谍”之称的共/产/檔情报人员袁殊。这是袁殊自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也许是出于过去的职业习惯，他在信中嘱咐曾龙，手拿一本《红旗》杂志、带着8岁的女儿去接站，以方便辨认。但曾龙自信能认出父亲，没有遵嘱。
车厢中的乘客所剩无几，曾龙猛然发现车窗边还有一位老者，依稀有些面熟。
“您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眼前这位老人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凹陷，面色憔悴，左腿有点跛，与曾龙幼时记忆中结实矮壮、眼神炯炯的父亲判若两人。
22年未见，“爸爸”二字已经叫不出口。从此，曾龙和姐弟们一直叫他“老头儿”。
归来
1975年6月，曾龙的大姐马元曦突然收到父亲袁殊的一封来信。信只有一页，简单说自己从5月起离开秦城监狱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允许通信，要求子女回信，并寄去几本《毛主席语录》。
马元曦主张不要回信。犹豫了一个月之后，曾龙寄去了三本《毛主席语录》，但没有写信。
不久后，袁殊回信，恳切地表示急盼知道家人现状。这次，曾龙回了信，不久收到袁殊的万言家书。
信中说，自己读信十分喜悦，甚至泪下。自己有愧父道，天下没有比这更遗憾的事了。得知5个子女均已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其中3人还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不是流落街头，他十分庆幸，说“祸兮福所托”。
从此，曾龙开始了与父亲4年的通信。
1976年7月，袁殊突然在信中告知，已请了假，将回京探亲。对此，曾龙和姐弟们内心是复杂的。
袁殊有5个子女。1940年与第一任妻子马景星离婚后，大女儿袁曦改名马元曦。抗战胜利后，他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改名曾达斋，有名的“汉奸袁殊”从此消失。他与第二任妻子王端（原名端木文琳）的四个孩子也随之改名为曾昭、曾曜、曾龙、曾虎。
1955年袁殊被捕时，王端已经与他离婚，住在上海。22岁的大女儿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二女儿曾昭12岁，三女儿曾曜11岁，大儿子曾龙10岁，小儿子曾虎9岁。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子里，生活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几乎无人照看。
“其实小时候我最依恋的还是父亲，因为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被捕之后几年，我都总想他，后来不想了。”曾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曾龙有时会想，父亲为什么不好好地当一个报人？哪怕不当报人，就在印刷厂当个学徒，将来变师傅，也算个老工人。既然要选择这样的职业，又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你实际负得了责任吗？你就把我们拖向了政治的深渊。”他说。
袁殊回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家人聚在曾昭家里。袁殊让大家传阅了他带来的军事法庭判决书，原文连同附件一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