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是我同桌，也是我的好哥们，按说兄弟有难，出手相助那是义不容辞的，但说到打架这种事，我还真有点怵。在班级里，我和刘辉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学生，既不跟成绩好的人玩到一块，也不和品行差的人打成一片，表彰表扬没我们的份，打架斗殴也沾不上边，就像某些欧洲的小国一样，完全中立，游离于两股势力之外。我说，这事你不应该来找我，你应该去找阿星，他是我们班的扛把子，他能帮你摆平。刘辉说，我跟阿星不熟，而且这事也只有你能帮我。我说，你知道的，打架这种事我最不在行了，而且我认识的人也就那几个，你也都认识，我帮你也叫不来人。刘辉说，不用叫人，我就只找你一个。我说，不是我不肯帮你，我是真觉得咱俩都不是打架的料，别到时候人没打成，反被别人打一顿。对了，你准备去打谁？刘辉顿了顿，说，打我大伯。听他这么说，我突然就想起一些事儿来。
这事还得从刘辉的爷爷说起——年前的时候，刘辉的爷爷去世了。老人家上午还好好的，大清早起来去公园散步，回来喝了碗稀饭，到了中午，人就突然倒下了，全身不停地抽搐，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以后，老人就一直昏迷不醒，不吃也不喝，全靠打葡萄糖维持生命，这样挨了六天，医生说可以准备后事了。到了第七天下午，老人突然睁开眼睛，尽管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但精神很好，而且能说话，说想吃苹果。家人给他削了一个，切成小块喂他，他吃了一块之后，又说不吃了，想睡觉，于是闭上了眼睛，这一闭就再也没睁开过。直到心率器平成了一条直线，家人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回光返照！
那段时间正临近期末，刘辉天天跟我念叨，说他爷爷住院了，昏迷不醒，他挺难过。那天下午正上着课，班主任突然闯进来，说，刘辉，你出来一下。第二天，刘辉就哭丧着脸跟我说他爷爷去世了。我见过刘辉的爷爷，是去他家玩的时候见到的，是个慈祥的老人，待人和善。那时我也替他感到难过，还安慰了他几句，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更大的麻烦事还在后面。
又过了几天，刘辉向我抱怨，他大伯最近天天去他们家闹，说是为了争遗产。我说，争什么遗产？刘辉告诉我，他爷爷走后留下一套房子，虽然老旧，可是地段好，干卖也能卖个五六十万。但是坏就坏在老人走得太突然，临闭眼也没把遗产问题说清楚，这就使得他和他大伯两家为这套房子闹了起来。当时我除了听他抱怨，也没太在意，毕竟是别人家的事，而且快要期末考试了，心思全都放在了复习上。再后来放假了，我和刘辉没了联系，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在这大年初四的时候，刘辉突然来找我，却叫我帮忙去打他大伯。
我看着刘辉，他说话时脸色很平静，风轻云淡，好像并不是要去打人，而是去拜年。我指了指桌上的东西，问道，那是什么？刘辉说，扳手。我伸手把那东西拿过来，放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把外层的报纸揭开，露出一个锈迹斑斑的头部。我把扳手从里面抽出来，握在手里轻轻地挥了两下，能感觉到分量十足，一下下去威力不小。我说，好家伙，被这东西敲一下，不死也要变成植物人了。刘辉说，不会，我不打头，只打身体。哎，你低调点，人看着呢。我这才发现，店内面向着玻璃坐了两个姑娘，正瞪着眼睛惊恐地看着我，好像我要用这东西去抢劫这家店似的。我把扳手塞回报纸，重新裹好，放回到他面前的桌上。我说，你大伯怎么了，你要用这东西对付他？刘辉说，他大年初一来我家闹，把我家窗户打碎了。昨天又来闹，还带了两个人，把我爸的摩托车砸坏了。我说，你们怎么不报警？刘辉说，报了，没用，警察说了两句就走了。他们等警察走了以后才动手砸我爸的摩托车。那老匹夫说这还不够，叫我们等着。我他妈今天就给他点厉害尝尝！我说，我们怎么弄你大伯，在半路上截他？刘辉说，直接去他家里找他。我说，他家里有人吗？刘辉说，没有，他离婚好几年了，一直是一个人过的。我说，他有小孩吗？刘辉说，小孩跟他老婆了。我说，万一打不过怎么办？刘辉说，不会打不过，到时候我冲在前面，你看机会上，我今天一定要出这口恶气。我说，你知道你大伯住哪儿吗？刘辉说，知道。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过去？刘辉说，就现在。
我们驱车来到一条破落的街上，在一家叫“东鑫宾馆”的旅店门前停下，刘辉带着我走进宾馆旁边的一条小路。阳光斜斜地照射过来，巷子一半泛着亮，一半沉在阴影里，头顶上的一线天空湛蓝如洗，没有一片云彩。我们在巷子里七弯八绕，路上偶尔碰到一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靠墙站着，不知是在晒太阳还是闲聊。即使是这样的大冬天，她们仍穿着短裙，露出厚实的肉丝*袜包着的大腿。我们走过去时，她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们。也有蹬三轮的车夫迎面骑过来，我们便给他让路，贴着墙走，墙下全是一堆一堆的鞭炮壳子，脚踩在上面发出簌簌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