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枯中毒急救咨询热线电话的服务人员就包括王海石。他以自己所在科室收治的百草枯病人案例粗略估算，以2003年到2012年为例，自己所在科室收治百草枯病例589例（不包括门诊与小儿科病例），持续到2016年，每年收治的百草枯病例数量逐年上升。
在百草枯病人求生的诉求下，实际上，被禁止的不仅仅是百草枯水剂，百草枯可溶胶剂也面临被禁的命运。
在张衡昌看来，随着监管的收紧，在百草枯行业，以及上游的一整条吡啶产业链讨生活的30万人生计，都将面临尴尬境地。
与百草枯病人求生同步的是，生产百草枯的农药企业，也在求生。
张衡昌直言，今年绿霸的整体效益将大幅下降，公司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新项目建设到达到预期效益，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绿霸需要度过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
在今年7月1日禁令生效之前，绿霸赵焱董事长曾做过一份方案，提出企业可以探索全流程产品追溯程序，全程二维码监控，从生产入口一直监控到使用末端，实现可追溯管理，实行定点销售和专业化防治。赵焱怀揣这份方案，奔赴北京面呈农业部有关领导，希望就此方案展开探讨，但是没有收到答复。
张衡昌提出隐忧，目前，百草枯水剂在我国年销售量超过10万吨，年使用面积超过5亿亩次，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会因禁用期限的到来而减少或消失，一旦全面禁止生产和销售，可能会转入地下黑工厂生产，销售也由台面转到台下，产品可能会以其他形式或面貌出现，这势必给正常监管带来很大的不便，意外中毒的几率也会增加，中毒后医生诊断、治疗将更加困难。
在张衡昌看来，百草枯相关管理措施的出台未按事先设定的农药管理程序和制度对其进行综合评估，而是以某种偶然的因素开始，对其某个特性进行简单的而非全面系统的评估，用行政的表述做出管理举措，不符合农药安全风险评估程序，是不严谨，不科学的。
张衡昌质疑：“百草枯能这样，其他产品呢？”
而李德军的感觉，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来讲，我只能用技术手段解决产品的缺陷。不能影响国家政策，要服从国家决定。在一个鲜活的生命面前，我针对百草枯技术改进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
九、医生
他身形高大，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所在的中毒与职业病科，是现今国内最大的百草枯中毒治疗基地，目前正接诊约40个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病患程度的百草枯病人，随着日期变化，这一数字每天都在增加。
他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菅向东，内科学博士，目前担任中国毒理学会中毒与救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肺复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毒理学会中毒救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百草枯中毒诊断与治疗“泰山共识”(2014)》及《百草枯中毒诊治“齐鲁方案”(2014)》的主要完成年人。
2016年8月30日下午，他轮流穿梭在中毒与职业病科的三个病房里，见到病人时会挥舞起右手，语调高昂地和病人打招呼：“快好了吧？躺着吧，好好休息！”
面对病人何时能出院的追问，他一边大步流星往前走着，一边在病房里回头笑着回复：“慢慢来，别着急，你看别人都能走路了。”巡视病房的菅向东时犹如亲临战场的将军，病房里的人好似他的部下，他热情洋溢的查房，给病人和家属传递出强烈的自信。
除了病房，菅向东最常呆的地方是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办公室，这个目测不足10平米的主任办公室促狭无窗，办公桌上堆满了专业期刊、研究报告、获奖证书，墙上挂着一幅病人家属送来的锦旗。在办公桌后面是一张放着小枕头的沙发，平日里的他，便是在这张沙发上偶作休憩，其余时间24小时随时待命。
查完房的他回到诊室，和科室同事一同观察着四小管液体样本，第一管黑紫色的液体便是百草枯病人灌流前的尿液，随后的三管液体逐渐变得清澈，最后一小管液体已经近乎透明。这说明，灌流前、灌流后病人与体内的百草枯浓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菅向东所在科室的医生们，包括菅向东在内，举着手机、单反相机拍照存档，拍完之后，一名医生戴上橡胶手套后小心翼翼地取走试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