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给大坝填土方，我就被分配去推独轮车。这工作以前从没有干过，最初只能推一两担土，还常常半路翻车。但是我学习的劲头很足，不久就掌握了推车的要领，载土的担数逐日增加，最多一次能运上千斤红土。不光独轮车、胶轮车、板车、牛头车我都能推、能拉。技能也日见熟练。那些日子手掌疼得厉害，手臂僵硬麻木，一下子抬不起来，吃饭时，往往连筷子都拿不住。可我坚持着，凭着年轻力壮，肌体上的磨练，我从不叫苦，只感到劳动的快活，精神上是无忧无虑的，甚至连家里的人也给忘了。
后来有一天，食堂事务长派我们四个“读书人”出公差，去一个山区小镇上运米。一早我们就出发，四辆独轮车咕噜咕噜地沿着山路奔跑，两边翠竹绿柏婀娜相送，还有晨风岚气随伴，不免心旷神怡，十几里路一会儿就赶到。大家到镇上转悠了一圈，就买好米装上车，开始回程。
可是两袋共四百斤的大米压在独轮车上，就是平地也得费点神，何况在崎岖的山路，路面上到处龇牙露齿地裸露着破土而出的石块，独轮车象一只在大浪中跳跃的小艇，两只手臂震得发麻，连身子也跟着颤动起来。此时才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只有我们四个黄毛孩子才不知好歹领了。遇到爬坡，大家不得不停下来互帮，就这样推推停停，回到住地已是狼狈不堪，累如喘牛。看看早已过了下午出工时间，就是到了工地，恐怕也没有力气再干活，大家便约定留在工房里休息。
不料，傍晚中队长收工回来，一见到我们就咆哮起来：“你们四个好舒服呀！上午运一趟米，下午就得休息。这里是坤地，不是疗养所。告诉你们，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这是不祥的预兆，果然风暴随之就来。恰巧第二天晚饭后，我们四个人到供应站买东西，供应站离工房很远。我们又是一路谈笑着回来，到工房时，正值中队长召集民工开会。看见我们立即又大发雷霆，当着全体民工硬说我们“一贯自由散慢”、“目无领导”，威胁要在大会上“斗争”我们。
我心里难过极了，本是自愿来到工地，想好好表现一番，得到好评才回去，想不到弄成这种局面。
在中队长看来，“知识分子”被送到工地来的，一定不是好东西，而且在他的意识里，凡“读过书”的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几乎要等同于“右”派分子。虽然书上和报上不会这样讲，但现实的确如此，中队里就有两位“右”派分子，是被街zf遣送来的，他们虽然在参加劳动，仍然受到管制，不许“乱说乱动”，没有半点自由。
也许中队长早就对我们存有成见，这种成见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变为公开的对抗。听说在中队长的本子上就记着我的名字，不知他把我看成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时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而是要看单位领导对你的印象如何：他说你不错，你就成了“好人”；他对你不满，你就会变成“坏蛋”。
从此我的生活再也不愉快，担着一份心，不敢有丝毫怠慢。想到“鸣放”，想到“开除”，更是畏惧万分，仿佛自己真是一名“劳改犯”。而且事情也果真有点象，有时只要我在劳动中稍事停顿一下，中队长看见了，便会跑过来责问，让人尴尬为难。有时车轮坏了，我拉到修硻n。肭鬃晕蓿嘌У慵寄堋Ｖ卸映と此滴沂怯幸�”怠工”……
这样的劳动，还能让人感到快活吗？我又陷入苦恼之中。
（4）
12月3日，妈妈同欠木的母亲一块到工地来看望我们。我做梦也想不到妈妈会来的，见面时她不停地擦眼泪，两只眼睛早已红肿。她说一个月没有收到我的音信，放心不下，不知道我在这里是好是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