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环道水果市场还有一个大户刘宝亮，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愿被马献洲收编。马献洲便跟宋留根商量，要收拾刘宝亮。
1999年8月的一天，刘宝亮和朋友在友爱路地摊吃饭，宋留根得知后，便给刘文贤打电话，让他带几个人来打刘宝亮。宋留根、马献洲等几个首领站在天桥下观战。一会儿，看见刘宝亮捂着流血的脑袋过来，向医院走去。马献洲没想到刘文贤这么快就打完了，气得连声骂道：“妈的×！这打的是他妈的个×呀！”嫌打得轻，还要再打。
却说刘宝亮进了医院急诊室，缝合伤口后，躺在床上输液，姐夫陈景堂等人进去看他，正说着话，忽听有人吆喝一声：“蹲那儿，都别动！”陈景堂一回头，看见一人端着猎抢，后面哗啦啦上来七八个人，先将陈景堂推倒在病床上，乱砍一气，然后围住刘宝亮，明晃晃举起一片刀。刘宝亮连声大喊“救命”，喊中间就被砍了七八刀。这伙人走后，刘宝亮被从急诊室直接拉到了抢救室。
商户“以暴易暴”不是办法
1997年，宋氏黑帮盯上了与此相距不远的西站路香蕉市场。这个市场是西十里铺村村民集资建成的，是中南五省最大的香蕉市场，每天有20多节车皮和几十辆集装箱汽车的香蕉在此交易。
宋留根把这块肥肉让给了他二哥宋建军。但宋建军要来，西十里铺村的村民没一个答应，因为他们对宋氏黑帮恶行早有所闻，避之唯恐不及。
宋建军就派人去市场捣乱，殴打商户，让大家都做不成生意。
西十里铺村是回民村。村长李建中组织20多个青壮农民扛着大木棍到市场巡逻，看见有人捣乱，就乱棍打出。
然而，对于善良的村民来说，“以暴易暴”并不是办法。首先，他们的良心限制了自己的斗志——黑帮分子可以不择手段，但村民们不会，从内心来说，他们只想送狼出门，把生意做下去。而对于宋留根来说，如果他不能制服村民，丢脸而回，他的威风就要打折出售，其他市场的商户也就敢于违抗他的意志，他赖于牟取暴利的手段就会无人理睬。所以，这场仗，宋留根一伙是志在必打—在双方意志的对决中，西十里铺村的村民已处于下风。
其次，从暴力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上来说，普通村民跟宋氏黑帮这样的职业犯罪团伙对抗，犹如“业余选手”与“专业选手”对垒，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或者叫“以卵击石”。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棒子队”能够产生防卫力量，但它只是单纯的防御而毫无进攻之图，已然处于被动地位。如克劳塞维茨所说：“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
其三，作为生意人，长时间地养着一支准警察队伍也是不现实的。“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它的效益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并终将难以为继。
最后的事实是，宋留根避实击虚，根本没跟“棒子队”硬碰，而是派人在一个深夜跟踪村长李建中，砸断了他的双臂和双腿。这一记杀威棒，杀得全村人栗栗危惧，杀得这个村落的自卫组织不战而溃。随即，宋氏黑帮昂首进入了西站路香蕉市场。
篇四：商道转进黑道？
没有谁“天生一片杀人心”，也没有谁天生就是黑社会成员。对于绝大多数黑帮分子来说，是后天的经历、经验激发了他们身上的冷血气质。
比如刘文贤原本是安分守己的卖布大户，遭宋留根修理后收编，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为恶心，成了宋氏黑帮最得力的干将。
比刘文贤更典型的例子是王新春和王郑光。
阴毒的王郑光
王新春和王郑光本是被宋留根裹挟进黑社会的卖布商户。然而一旦落草，就像是被吸血鬼害了的人，自己也变成了吸血鬼，又去害别人，心肠竟比宋留根之流还要狠毒。
当初蔺明河捅了杜建国，宋只想回打蔺明河一顿，但刚落草的王新春却建议宋直接干掉蔺明河的后台老板—冯双亭，说明王新春有着生意上的考虑，比只会“以牙还牙”的宋留根看得远。当时宋留根还有些怯场，说如果干掉“小丑”，公安局会怀疑我。王新春继续出主意说：“你在外地找人干掉‘小丑’，你本人不在郑州，公安局就不会怀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