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两年后，由于外婆在南京病逝，不久，我二哥被舅舅送回了平江。一年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首先是在县茶厂和全县所有右派一起集中”改造学习”，吃住都在厂内，不准随意走动，更不准出大门。母亲经常会炒几个菜，然后叫姐姐领着我们，一起送给父亲。不久，父亲等右派分子都被送进监狱，我们全家和父亲便失去了联系。一年后，我进入城北完小读书，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姐姐正读六年级。那时，姐姐的教室在学校后山上的善惠庵，我和二哥的教室则在下面刘氏宗祠堂。一下课，我和二哥有时也喜欢跑到善惠庵去和姐姐一起玩。放学后，我们三姐弟都会在学校门口等齐，然后一起回家。一年后，姐姐以优异成绩考入一中。那几年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有一个月，我母亲36.5元的工资，托人全部送给了在监狱里的父亲。我母亲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舅舅，要他想想办法，我舅舅从牙齿缝里在他部队服役的津贴费中寄了几十元给我母亲，我们全家才度过了那一个月的难关。后来好些年，舅舅曾多次在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寄钱给我们。在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寄过400元。母亲和舅舅感情很深，她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你舅舅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你们几姊妹要一辈子感恩你们舅舅。所以舅舅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姐姐读初一时，有一次姐姐被学校评为特别困难户，本来已经评上了，但班上有的同学向学校告状，说我姐姐冬天能穿毛线衣，证明我家并不困难，后来我姐姐被评上的困难户就这样被取消了，我姐姐回家后气的直哭。其实我姐姐穿的那件毛线衣，是我母亲用外婆穿了许多年的旧毛线衣拆开重新编织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我们家当时生活之困难。1961年，我父亲在狱中去世，我母亲听到父亲死讯后感觉天塌下来了，生活更为艰难。母亲考虑到为了我们三姐弟今后的前途，将我们原来的廖姓改为随母姓袁。后来，在县政法战线工作的陈道明给我母亲说，雅老，你们生活这么困难不是个办法，你要找个对象。我母亲听从了这位老领导老熟人的劝告，开始物色人选。有几位对象我母亲开始也同意，但经过接触后我母亲觉得不妥最后都告吹了。1963年9月左右，商业局业务科有一位姓黄的干部在几个月前老婆生小孩因为难产去世了。这位干部和我母亲同事多年，对他的情况非常熟悉，认为他为人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有人牵线一撮合，我母亲就同意了。当年底，我母亲和这位姓黄的干部正式结了婚，这年春节，我们和这位继父还在烈士公园照了一张全家福。事后我们得知，继父那边生有二子一女，我分别叫大哥、大姐和弟弟。大哥在乡下务农，已结婚；大姐在部队当兵，未婚；弟弟两年后被母亲从汨罗乡下接回了平江，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
一年后，二哥以优异的成绩也考进了一中，由于他和姐姐同校，所以二哥对姐姐的一举一动都比较清楚。记得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姐姐和二哥有时也因一点小事吵嘴，但二哥总是吵姐姐不赢。二哥最后的杀手锏就是说姐姐在学校谈爱。所以，到最后姐姐就红着脸不再做声了。有一次，二哥说学校有一位同学很喜欢姐姐，是乡下的，比姐姐要高两个年级。并给他取了一个搞笑的绰号，当时我听了这名字也觉得很好笑。但我认为这位喜欢我姐的同学应该长的很帅，毕竟我姐姐漂亮的长相摆在那里。后来，二哥告诉我，说姐姐这位乡下同学对姐姐很好，人很善良仁义，特别爱帮助人。在我们全家生活困难的时期，这位家境非常不好的同学有可能暗中帮助过我姐。或者有可能是某件小事特别感动了我姐，不然，我姐不可能对这位乡下同学有这么多的好感。人往往是患难见真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姐姐参加了学校红卫兵组织——红中会战斗队，那时她们男女同学都喜欢穿一身绿军装，戴着绿军帽，左臂佩戴着红袖章，显得英姿飒爽，朝气蓬勃。不久，姐姐他们同学串联徒步去了井冈山，而那位喜欢我姐的高年级同学则去了北京，接受毛主席第八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位一直追求我姐的高年级同学，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不觉得他的长相有二哥说的那么搞笑，但也不觉得他长得有多帅。他身材高挑，偏瘦，五官端正。不知什么原因，姐姐和他谈恋爱的事被母亲知道了。母亲在我们三姐弟心目中始终有一种不怒自威，我们都很怕她。母亲对姐姐说，听说你在学校谈爱，而且你那对象还是乡下的。我告诉你，第一，你年纪太小，第二，你一位城市姑娘为什么要嫁到乡下去？我是坚决不同意你谈爱。姐姐争辩说没有，但得到了母亲的再三警告后不再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