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娘敦厚老实不多言语，圆脸浓眉大眼的那种，走路说话都慢悠悠的个性。大爷皮肤白皙，中等身材，开口就笑眯眯的恰到好处，说话声调平稳，不骄不躁安安静静的，老两口倒是挺般配。
老大军着老二红着都已不在读书，由大伯领着，把庄稼打理的有条不紊，只是没有什么副业，只靠庄稼为主，那年月生意买卖几乎没有，大都靠庄稼收成，日子过的比较节俭和清苦。
没有传媒娱乐偶尔的流动电影是唯一了解外界的工具，鸡飞狗跳是最大的响动，孩子放学都会替家里做事，比如去井台用小桶提一些水回来，特别是夏天用那个磁的小罐子，上边生有鼻子是专用系上绳子打水用的，打上凉水回来解暑。给妈妈拿材坐在灶台下边填火。秋天玉米干了等种了庄稼闲下来再脱粒，这些活计小孩都会跟着忙。
我最喜到大伯原来的那个家去玩，大伯有三个亲侄子，最大侄女已经嫁人，那边还有一个大大娘个头不高，脸面生的漂亮，笑起来像银玲，裹了脚但是不是三寸金莲那么的娇贵，走起路四平八稳的。
起初我以为大大娘跟大伯是夫妻，就那样说了，妈妈听到了笑着责怪我，告知他们是叔嫂关系。
大伯的妻子大娘带着女儿走了，大大娘孤寡带着三个儿子，大伯就和三个亲侄及大大娘一块生活，我们小孩哪里能分清楚，三个哥哥从小就没有了父亲，也称呼大伯为三大，其实早已经是心目中的父亲，小孩失独一定会把那份情感寄托在那里，所以我一直都弄不清是叔嫂和叔爷的关系，因为他们那份亲情自然的难以分辨。唯一的是两位老人都守住自己的身份。大伯对侄子尽了父亲的份。平日里没有什么感觉，直到大伯过世父子情深才让所有人都心碎。
大伯不算上我就有了九个小孩，三个养子，四个侄男侄女，两个嫡亲的女儿，无论她们两一辈子认不认，她们都是大爷的女儿。这份父女的情深并没有因为大伯有了三个养子结束。
大大娘家后边有棵杏树，有盆口那么粗，那是我跟哥哥们一年一次的盼望，从杏花开我就不离开东当院，一直要守到杏子熟。哥哥们都知道我的心思，但从来都不说白了，只是二哥会捉住我给他退玉米，我两手退的又红又疼，二哥都不放过，还一个劲的和，小芳真厉害！会干活，玉米退的快。几个哥哥一起围着箩又说又笑，二哥一讲我干的格外卖力，大哥小哥就傻笑，连大大娘都忍不住的笑。手疼很了我心里也有感觉，二哥是在捉弄我，但是我又想表现好，等杏子熟了我们大家才好说话。
几个哥哥没有话说都讲义气，没有忘记小芳的付出，杏子熟了所有小孩都围去了，谁也占不了我上风，几个哥哥全部上树，那棵杏树不仅仅是粗又高大，枝繁叶茂真好的一棵树，果子结的更不用说，足足够我们吃一季节。哥哥在上边摘果，我在下边接着，并当家管理那些杏子。
那年月虽然日子清苦了些，可是我们都开心，人与人之间就那么单纯善良的相处，亲情是那么的过重，叔嫂互敬互爱，叔侄犹如父子，堂弟妹如同一娘同袍，这就是那个年代，虽然我们物质上贫瘠，但是我们精神富有，亲情不是用血缘来衡量的，那块土地孕育了我的生命，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全部染上了儿时的记忆，不会随着年代久远而褪色。
我永远不会因为我是个乡下小孩，有任何的自卑感，80年代中期我的爸爸就在县城置办了房产，后来就随爸爸妈妈过城里人的生活。在城里的大小女孩太太们面前，相貌和仪态艳压群芳，但是农村户口和城里户口是很大障碍，人格和尊严受到很大伤害，我很明确的跟嫂嫂说，不用费我的心，不用天天在城里人堆里捡在她眼里下三烂职业的人才能配我的农村户口，我很严肃的跟她讲，我回乡下过我乡下人的日子，你过你城里人的日子，人可以贫穷但贫贱不能移。
社会注定要走到今天这个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平衡人格尊严。我真的离不开乡村的土地和气息。这遍土地才属于我，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我任然活在儿时记忆里的那块土地，那么的真实和美好，因为亲情的存在。
大伯的大儿子军着二十岁了，经人介绍前边庄子张姓人家的女儿，行了风俗礼仪这亲事也就算成了，过年按乡下风俗都把新媳妇接来，那一年大伯家比往常的年过得认真热闹。过完新年就打算把亲事办了。
来年的春天，眼看着军着哥哥发起了福，头脸胖的变了型，不由得留意起关于他的话，才从别人的议论声里得知，军着得了肾炎病，亲事已经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