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患有老年痴呆的婆婆平静地躺在床上，安详地走了。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表：十点五十分。
老公陶勇趴在他妈床边嚎啕大哭，女儿晓童不知所措地站在旁边，想把她爸爸扶起来却不够力气，只好蹲下来像安慰小孩一样，轻轻拍着陶勇的后背。
看着这个画面，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打转，但很快就收住了悲伤情绪。
我把女儿叫到隔壁房间，交给她两个任务。一是照顾她爸，二是通知大伯父、二伯父、三姑妈、四姑妈。
然后，我从抽屉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文件袋，出门了。
2
明人不说暗话。
这种时候，家里总要有个清醒的人。我要在老公的哥哥姐姐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房子过户手续给办了。
过户需要用到的资料，我早就经过多方打听，反复确认过的。
所以，一个下午我就把事情办妥了。
回到家的时候，婆婆的儿子女儿们都到齐了，他们叫了丧葬服务的人来安排婆婆的后事。我没吱声，全程配合就行了。
经过几天吹、打、哭、拜，婆婆入土为安了。
你以为万事大吉了？不，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一周后，陶勇接到他哥哥姐姐的电话，说约个周末，兄弟姐妹五人分配一下婆婆的遗产。
看陶勇脸色铁青，我一把拿过他的手机，说：“你们不用过来了，我已经把老娘的房子转到我女儿晓童名下了。”
不等他们开口，我直接挂了电话。
陶勇才恍然大悟，对我竖起大拇指。
婆婆生前住的房子是我和陶勇买的，现在我们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
3
我和陶勇都是上海人，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们都去了甘肃。认识他之后，我们就在当地结婚、生娃了。
这一住就是三十年。
唯一遗憾的是，甘肃距离上海近2000公里，我们想看望上海的亲友都要权衡再三，没法说走就走。这样一来，自然对老人的关照也力不从心。
就像2005年那一次，陶勇的母亲突发脑梗。
从发病、到住院、到手术，都是他在上海的哥哥姐姐处理。等我们赶到时，老人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虽然大家对我们不能及时赶到都表示理解，但陶勇还是万分内疚。
这一次老人是抢救回来了，但以后年纪再大一点，再出现健康问题或安全问题时，我们还是做不到实际的照顾帮扶。
后果严重点的话，怕是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为了弥补对母亲的歉意，和对兄弟姐妹表示感谢，陶勇跟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想用老人的名义，在上海买一套小点的房子。
老人百年之后，房子平分给陶勇的哥哥姐姐们，作为我们感谢他们照顾老人的心意。前提是，老人的养老问题就都托付给他们啦。
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想法后，一开始，大伯、二伯连连拒绝，说他们本来就有责任给老人养老，三姑、四姑也表示她们作为女儿，照顾母亲比儿子方便。
虽然他们都说一家人不必见外，可我们总觉得这是唯一让我们心安的办法。
他们拗不过我们，只好不好意思地答应了，并且再三承诺会好好照顾老母亲。毕竟这个办法对大家都好。
4
很快，我们就在大伯家附近的小区里物色了一套一室一厅。房产证上写了婆婆一个人的名字。
虽然当时房价低，但甘肃的工资水平远不如上海，买房几乎掏空了我和陶勇的积蓄。
不过钱是可以挣回来的，只要心里舒坦了，日子再难也不算难。
后来的好些年里，我们跟上海的亲戚大多用电话联系，大家互相问候、说说笑笑。婆婆也总说上海的四个子女把她照顾得很好，让我们放心。
原以为日子就这么和谐地过下去了。谁知道后来会有变数呢？
一转眼，女儿晓童都大专毕业了，我也自己开了家服装店，收入比以前好多了。
而陶勇多年前落下的职业病有了加重的趋势，我们辗转好几家医院都建议到大城市去看，那边医疗条件比甘肃好。
我们优先考虑是到上海治疗，兄弟姐妹们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们跑前跑后帮我们联系医院，来回奔波，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通过治疗，陶勇的病情总算稳定了，但这件事也让我重新审视我们小家庭的未来。
谁都希望孩子能过上比自己好的生活。何况，上海的医疗、教育、收入都是历内领先水平。
现在女儿大了，要是她回到上海，那么以后享受到的是一线大城市的资源，跟甘肃相比是天壤之别。
至于我跟陶勇，过几年退休了，也可以回上海落户。
一来到时跟女儿在同一城市也好照应，自己的老年生活有更好的保障，二来落叶归根是人之常情。
不过，虽然有政/策/加持，但真要实现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5
摆在第一位的是住房问题。
那时候，上海房价飞涨的速度让人瞠目结舌。一套原价50万老破小的房子，在三五年里价格翻了好几番。
虽然我在甘肃的生意做得不错，但所有积蓄加起来顶多只能买上海的一个卫生间。
我想着，要么让女儿晓童先跟婆婆住。我跟陶勇再想办法去借点钱，在上海付个首付重新买一套房。
那个时候，婆婆已经确诊早期阿尔兹海默症。她独居在我们买的房子里，大伯他们几个轮流给她送饭菜。
一听我们想回来。大伯他们没有了之前把我们当客人招呼的热情了，就嗯嗯啊啊应付几句。
陶勇跟婆婆打了招呼后，我们办妥手续，把女儿转到上海，她也重新找了份工作。
不回不知道，一回来竟然发现婆婆的日子，没有像他们电话里说的那么好。
晓童跟我们说，奶奶的家里像个猪窝。
原来，陶勇的哥哥姐姐们，最初知道我俩买给老人住的房子会留给他们，是真的很高兴的。
因为这样一来，老人不用跟他们的小家庭一起住，缓解了他们的婆媳矛盾，也少了隔代相处的生活习惯摩擦。
而平常给老人送饭、打扫卫生、做做家务都是很小的事情。四个子女轮流下来，一个月每个人也就干几天而已。照理说，他们的时间精力都绰绰有余，应该很轻松才对。
可晓童说，伯父和姑姑们每次过来看老人，都是丢下饭盒后就匆忙赶去棋牌室打牌了。有些饭菜一看就知道不新鲜，而家务什么的，他们碰都不碰的。
婆婆的病情呢，时好时坏。
她记得人的时候，会跟晓童拉家常，慈爱得不得了。记性不好的时候，她连季节都分不清，总是把所有衣服拿出来到处乱扔，然后发呆，或者对着镜子说话。
几个子女都习以为常了，他们跟晓童说不用管，等奶奶清醒了会自己打扫卫生。
6
有一次晓童上班去了，婆婆到楼下散步，突然忘记自己住几号楼了，坐在小花园里嚎啕大哭。
路过的邻居把她送回家，并打电话给子女们，他们都嫌丢人，没有一个人过来看看。最后还是晓童请假回来，安抚老人的情绪。
我跟陶勇知道后都气炸了。
“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照顾老太的呀！”陶勇恨恨地说：“那就别怪我出尔反尔了！”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虽然我们承诺过，房子以后给他们。可当时并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只想着老人走后，陶勇签名放弃继承权就可以了。
既然他们也没有好好对待老人，那承诺就不作数了。
陶勇跟他哥哥姐姐一说，场面很难看。有拍桌子的，有指着鼻子大骂我俩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大概意思是，上海房价涨了，我们就不舍得房子了。还有这些年，我们在甘肃过着三口之家的潇洒生活，他们在上海照顾老人任劳任怨，天可怜见。
我都气笑了，说：“我们唯一后悔的，是买房后没装监控，好看看你们怎么对待老娘的。”
大伯说，不管怎样，他们见老人的次数也比我们多。
这确实戳到我们的痛点了。这不就是我们多年来的遗憾吗？
陶勇说：“之前老人是你们照顾，以后就由我们照顾。”
大家不欢而散以后，大伯他们再也没有上门看过婆婆。
7
我们又去了一次甘肃，陶勇因为身体原因办理了内退，我则把服装店转让出去。之后，我们一起回到上海，开始了跟婆婆同一屋檐的生活。
房子确实小，婆婆住房间，我和陶勇住在厅里，女儿就到单位附近租个单间。
白天陶勇在家干家务照顾婆婆，晚上开滴滴。而我在附近应聘了便利店店员，晚上回来看着婆婆。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婆婆清醒的时候，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她也说，拿回自己的东西是应该的。但房产证写她的名字，以后分成五份，我们可是要吃大亏的。
所以，她让我们去打听怎么办理手续，才能物归原主。
我们咨询了很多部门后，征得婆婆的同意，把房子过户给女儿，哪怕交税交多一点。
我还跟婆婆开玩笑说，“怕不怕过户后，我们就不养你了呀？”
婆婆说：“你们这些年在甘肃无依无靠的，我知道你们看重亲情的。”
她没说错，终于有机会跟家人团聚，这一次我们再也不走啦。
我答应婆婆，我只把资料准备齐全，前期需要她配合的部分，咱们都先弄好。只要她活着一天，就先不过户，让她老人家安心养老。等她走了，我们再处理房子。
所以，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事情。
8
陶勇的哥哥姐姐们知道我们下手这么快后，气得到处找人要说法，说我们给老人洗脑、怂恿老人写遗嘱什么的。
我们都没有辩驳。
在婆婆去世百日碰头时，陶勇给他们一人一个5万的现金大包。他们当场愣了。
说实话，我们还是感恩他们曾经帮我们尽孝，哪怕伺候老人的效果不怎么样。但那种亲人相聚的场景，却是我和陶勇大半辈子求而不得的。
至于房子，我知道，哪怕我和陶勇继续在甘肃上班上到死，也挣不到上海第二套房，所以房子能回到我们手上，确实很开心。
可我们也不能完全把当初的承诺当成空气，我们只能按目前经济能力的最大限度，给他们补贴，当作真心的感谢。
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们无法预见政/策的变化会给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无论人在哪里，亲情是割舍不断的牵挂。
亲人之间如果用利益捆绑，是会伤害彼此的。唯有相互理解包容，才能真正和谐圆满。
你们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