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知道这事是邓稼先干的，但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把这件事搪塞过去了。之后，校长找到邓稼先的父亲，告诉他：“邓稼先已放人盯上，迟早会出危险的。万一被密报上去，就会落到日本人手中。为了他的安全，就应想办法让他离开那里。”
眼见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父亲只得同意把儿子送到外地。临行前，家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饭，但谁也吃不下去。父亲坐在一把老式木椅上，以从没有过的眼光看着这个儿子，很久才坚定地说：“稼儿，你还年轻，正是学知识的时候。你出去之后，不好学文，像我一样，学文对国家有多大用处呢?你必须要学科学。我们历家落后、贫穷，受人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家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只有掌握了科学，才能对国家有用啊。”
邓稼先把父亲的话深深印在脑海里。就这样，16岁的他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他始终牢记父亲的嘱托，决心掌握更多的科技文化知识，将来好报效祖国。
晚年邓稼先的感人故事：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此刻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应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两弹一星邓稼先的故事：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务必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好处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此刻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zf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忙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联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之后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决定。但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超多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最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刻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