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罗侨安则代替待遣所所长签下了“同意收容遣送”的意见。后来的调查报告说，正是由于待遣所民警极不负责任，才导致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但当时，根据之前公安机关填写的内容，中转站工作人员判定孙的情况符合《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审批手续齐备，便将孙志刚收入站内。9个小时后（即18日上午），孙志刚向中转站护师殷孝玲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因为紧张而心慌、失眠，要求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
中转站遂以“心动过速待查”为由，将孙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后来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孙进入救治站时身体正常，脱衣检查未发现有外伤。医生对他的诊断是“焦虑症”。
广州市一份调查报告针对外界的怀疑特别说明，“经询问派出所、分局收容待遣所和收容遣送中转站的有关民警和工作人员，均称孙志刚没有与民警、工作人员发生过顶撞、争吵或被民警、工作人员殴打”。
但据孙的父母说，孙志刚虽然身材较瘦，身体却一向很好，从没听说有心脏病。孙何以声称自己有心脏病无从得知。他的一位朋友猜测说，或许是他以为医院的待遇会更好一些。
当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
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2003年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
孙志刚
收容人员救治站
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位于远郊，距市中心一个多小时硻n獭Ｕ饫锉纠词粲诠阒菔芯癫≡海罄锤某乒阒菔心钥埔皆航遄≡翰俊�2002年8月1日，这个巨大院子的一个角落被划为特殊病区，由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指定为收容人员救治站，专门为收容人员中的病患者提供基本治疗。
救治站占用了三幢小楼。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每一个病房的门窗都有铁栅栏。救治站由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分管。31岁的彭红军是病区区长，他手下有3名医生，护士若干和10名护工。彭后来被控玩忽职守，但早在今年年初，他就对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急切的改革建议。
当时他说，“这里场地拥挤、设施简陋，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管理混乱，几无规章制度可循。”31岁的彭和其他3名医生都是精神科大夫。但是，他们要负责的是近200名的各种病员的治疗。在法庭上，公诉人的举证也证实了彭红军医生的诸多忧虑。举证调查发现，这里经常发生病人间打架斗殴事件，有人被打断肋骨，有人被打成重伤。
而护工是救治站内的特殊角色。乔志军，在武警上海总队服役五年后，回到家乡山西。2002年中，通过保安公司推荐来到广州，经培训后，被推荐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保安。乔燕琴，同为山西人，去年年底通过熟人介绍来到救治站。
胡金艳，河南姑娘，与乔志军是一对恋人。没过多久，这里的保安们都被改称为护工——要雇用保安必须向当地派出所交一笔钱，救治站为了省这笔钱，就给他们改了名。但事实上，这些护工从未接受过任何护理培训。
病人仍然称他们为保安，“他们穿着迷彩服，提着警棍”，一些病人当庭指证说。警方后来还从救治站搜出了两支塑胶警棍和一支电警棍。乔燕琴在法庭作证时这样表述护工的职责，第一是“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其次才是协助护士拿药、打针、派饭。
在由医生、护士和护工构成的层级中，护工位次最低。但在这里的病人眼中，他们却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份护工的笔录证实，因为208房女病人汤凤珍一直在哭，护工何某某去制止时被汤咬伤，何立即提了根棍子对其殴打。